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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出生于六十年代:我的记忆 [打印本页]

作者: 大小不等    时间: 2008-11-2 14:42     标题: 出生于六十年代:我的记忆

对于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人,记忆中最新的共和国的大事,莫过于众说纷纭的“无产阶级*****”。按毛泽东的话说:这件事支持的人少,反对的人多。现在的网络青年们对此事几乎没有支持者。也许,一个普通人犯的错误受害者可能只是少数几个人。但一个国家元首一个决策错误,受害者将是这个国家的全部。

        1966--1976我的记忆

我的父亲,是一个四三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开始,就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务”、“反革命分子”。受到年青红卫兵的批斗。母亲因此被开除工职。当红卫兵们开始动手打人时,老爷子一看不妙,小病大养,拄上了拐棍,我们一家回到了他的故乡,因我们那里乡风纯朴,老爷子为人正直,受到乡民的保护,而因此幸免被打。1973年,老爷子又被请回单位任原职,当时时髦的名称为:“解放”。
据我所知,所有的老干部没有一个不被打倒、不被批斗的。有的因为忍受不了侮辱而自杀,有的被打死了。

父亲从八岁没了母亲,十二岁没了父亲。跟一个专职给庙里画像的人学徒。因此,父亲的泥塑水平是很高的,画像的水平也很高。但是,我只是见过三次。一次是林彪事件之后,父亲给我画过一张林彪的跪像,用钢笔画的,类似于今天的素描,象极了。后两次是父亲离休后,用泥给我塑过三尊塑像,一尊是观音像,我没看出那里不好来。但父亲说比例不对,后来,因材料不好,干裂、脱色了。另一次是给我塑了两只中国式的狮子(就是石雕的那种样式),也是因为材料不好,干裂、脱色了。父亲曾很遗憾地说,现在买不到过去的那种材料了,不然,十年八年的也不会干裂、脱色。

**开始,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红卫兵挨家去找那些带花鸟的箱子、柜子、图画书籍等物品,砸的砸,烧的烧。穿花衣、绣花鞋上街碰上红卫兵就倒霉了,会被用剪刀将衣服剪破。古书画、寺庙里的佛像也被烧掉、砸掉了。
然后,到了六七年,就开始武斗,自制枪炮,各自都打着“保卫毛主席”的口号,都认为自已最正确。相互攻击,枪炮齐上,死了很多人。这样的事大约到了六九年初,才结束。
现在的五十五岁以上的人,多数人是当过红卫兵的。只有那些父母被打成地、富、反、坏、右的人,在**中只有挨斗的份。
对于**的成因,我自已的理解,会在我的另一篇作文中说到。

常常在半夜被敲锣打鼓和高呼的声音惊醒,但我们不惊慌。因为知道那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最新指示又传了下来,

当时我兄弟姐妹五人,只靠母亲每月二十多元钱的临时工的工资及父亲借贷生活。日子自然是非常的清苦,是你们现在的二十多岁和三十岁的年青朋友们不可想象的。天天吃杂粮,没有肉吃,衣服是父母的改小给老大穿,依次地老二、老三............

我记忆中第一次挨打,是因为我随母亲上班,母亲在路上同一个卖烧鸡的老人说话。看到烧鸡,闻到了香气,实在是因为没有吃过,我哭叫着要母亲给我卖“烧鸭”(我不知那叫烧鸡)。卖烧鸡的实在看不过去,要给一只。要知道,那是公家的,谁卖的不够,谁就要自已用钱补上。母亲强行把我拉走,路上打的我的屁股三天不敢坐板凳。不是母亲心狠,实在是我们享受不起那样的奢侈品。
第二次挨打,是我同我的哥哥打仗。父亲本来是向着我的,可是我哭着骂了一声“奶奶”,立即被在我身后的父亲一巴掌打在头上。从那以后,我记住了不能骂人。在我成家后,我是绝对不允许我的孩子骂人的。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母亲给我讲的关于我幼时的一件事。那是**尚未开始前,父亲因工作顶撞了县委书记,被从法院院长的位置上调到了一个公社书记的位置。当时三年自然灾害未过,父亲在公社里吃不饱,偶尔回家一次,母亲就想办法让父亲吃上一次饱饭。有一次,母亲想方设法弄了点肉,给父亲做好。等我哥哥、姐姐出去后,给我父亲端了出来。我当时也就四岁左右,看到父亲在桌子上吃东西,我问他吃的什么。父亲逗我,不说,他想看看我会怎么样。我就搬了个小板凳,站在上面看他的碗。我一看是肉,就说我父亲:你吃肉,也不让我吃,我还是你的亲儿子呢。一句话,说的父亲母亲都哭了,父亲没再吃一口,流着泪看着我吃完了那一小碗。
我从来不愿意同人提这件事,也不允许父母说。如果一说这件事,我就会流泪。因为我自责,我觉得丢人,为什么当时不能体会父母的艰辛呢。

因为物资短缺,买布要布票、买油要油票、买肉要肉票,记忆中好象买什么都要票。

我拣过国营的副食品加工厂烧过后的煤渣,秋天从农民的地里拾过豆叶。

我穿过用玉米皮做的鞋。在冬季,农村妇女们把剥玉米时留下的内里的那一层软皮,很艺术的用针线缝起来,做成鞋子的样子。前边用花布点缀成花或虎头的样式,里边衬上草。冬天到来后,下雪时穿在脚上,一般是湿不透的。虽然不怎么防寒,但可以省下许多布,也很好烘干或晒干。

并非是我们这一家人这样的过生活,我们周围的人比我们差的多的是。

农村是没有电的,一般家庭点煤油或豆油灯。我住在一个公社所在地(现在叫乡),公社有一个农机制造厂,晚上发电,每月电费好象是五角钱。但很多农民仍不用。因为五角钱的煤油可以让一个农村家庭点上二、三个月。所以,晚上的乡村是黑黑的。

当时的文化生活,我们最高兴的莫过于看露天电影。看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新闻简报》、电影纪录片《杂技》、越南的、朝鲜的、阿尔巴尼亚的、罗马尼亚的故事片。夏天要忍受蚊子的叮咬,冬天在寒风中等待,等待放电影的汽车的来到。有时,要等到夜里十一点多,放电影的汽车才从另一个地方放完赶来。记忆中的第一次看彩色电影,看的是戏剧影片《智取威虎山》。最受感动的故事片是朝鲜的《卖花姑娘》,中国的《闪闪的红星》。最让我们模仿的故事片是新《南征北战》。

有时也有戏看,在农村,小孩子看戏是不要票的。但是,看来看去,只是八个样板戏而已。戏词记得很熟了。

如没有电影或戏看,最好的文化生活便是听盲人说书,没有灯光,只是在月光下听盲人敲打着竹板、锣鼓,用嘶哑的嗓子说唱《说岳全传》、《隋唐演义》、《大八义》、《小八义》。因我在农村,没人去阻止盲人们去演唱在当时叫做“四旧”的这些传统的文学。
如果连说书的也没有了,那么,我们一班小孩子们还会玩捉迷藏,划出半个村子作界,十多个孩子分成两班,一班藏,一班找,直到被大人叫回家去才算作罢。再不然,就演戏,拿上不知谁家扔掉的破锅破盆,用棍敲打着,乐器便是嘴了,“铿铿锵锵”的便上场了。坏蛋是谁也不愿意演的,好在有大一些的孩子当头,便会指定谁人去演,虽然被指定者不高兴演,但在一片“以后不跟你玩了”、“以后我们干什么也不叫你了”的恐吓声中,也只好去演了。没有观众的时侯多,有观众的时侯,不过是些比我们要小的多的孩子在那里起哄。

我的感觉是,那时光的蚊子咬人没这么厉害,天气也没这么热。

除了冬天外,我也有时去钓鱼。拿***一根缝衣针,在煤油灯上将针尖部烧红,用一只小尖嘴钳子将针尖部弯成钩状。将有些纫性的线从针孔中穿过,系上一截高梁秸,再将无钩的线的另一头系在一根小竹竽上,这就做成了。鱼饵是从家中面盆里偷拿的面团。再乘妈妈不注意时,从油罐子里弄点油和一和,就齐全了。
那时鱼儿的生活好象也不太好,没吃过,更没见过现在如此香美的好鱼饵。现在,它们吃饵要挑三拣四的。那时没得挑,爱吃不吃。我做的鱼饵在当时已是最高档的了。
钓着的时侯少,多数是钓几条两把重的小鱼,也有钓着大虾的时侯。有一次,我钓了有二十几条一两多的全身赤红的鱼。回家后,妈妈破例用油给我炸的焦焦的,全家人美美地吃了一顿。   

冬季到来时,我们也是快乐的。那时有一种用链子和橡胶皮车水的水车,橡胶皮是套在一个圆铁上的。我们有时去废品收购站偷偷的拿几个来,在砂轮上将下面打平,然后,几个小伙伴在硬地上起劲地将下面磨擦的同镜子一样。
玩法很简单,将截的有二十公分的高梁秸放到一个有一平方米左右的正方形里,  在七、八米远的地方划一道杠。人在杠外朝正方形中甩磨好的圆铁,看谁将方框的高梁秸冲出来的最多。
另外,我们还玩陀螺、滑冰、打雪仗...........................................

我喜欢读书。六六年我上学了,但也赶上“**”正热烈的时侯,除了毛主席语录外,基本上没有什么书可读。但是,好在我们那里是农村,很多书被农民藏了起来。也有的是当“红卫兵”时抄别人的家时没有将书上交,自已放了起来。我有幸借到了这些书。于是,《圣经故事》、《奇门遁》、《粉妆楼》、《我的大学》、《第四病室》、《家春秋》、《红楼梦》、《西游记》、《莎菲女士的日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决斗》等等书籍,让我在半懂不懂之间啃了一遍,成了一个既食草又食肉的杂食动物。

那时侯上小学的一年的学费只收几角钱,按现在同那时的比例算,也就是十几元(如果交不起,凭大队的介绍信是可以减免的,用不着走后门)。上大学是不用交学费的,上师范学校国家还有补贴。在我记忆中,那时上大学是不用考试的,只要出身好,不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都有可能被大队、公社、县推荐上大学的。
所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人,毕业后,都由国家按排正式工作。成为国家干部。

年龄在十五、六岁以上的是红卫兵,只要上了学的小孩子就是红小兵。都是保卫毛主席的。
我没有当上红小兵。是因为我刚上学没多长时间的一天晚上(当时我大约有六岁左右),我们几个孩子们在公社邮电所里玩打倒刘少奇的游戏。我扮演刘少奇,有大一点的孩子要我扮得坏一点,玩的过程中,我进入了角色,喊了一句:打倒毛主席。游戏立即不玩了,都吓得愣在那里。一会,出来了一个阿姨,问是谁喊的,我们没敢吭声,她立即把我们撵出来了。
第二天,我的同伴兼同学向我的老师告发了我这一反革命行为。那会,我们一年级只有一个老师教,是个女的,姓郑(我至今不会忘记她老人家。她一直对我很好,象母亲一样。她是因成份不好才没有被推荐上大学),她没有向上汇报,也没有批评我,只是嘱咐下边的同学不要再说这件事了。但是,她也没敢让我当红小兵。
但我的文娱委员她一直没撤我的,当时我在全班学习成绩一直是在前两名。而且爱唱歌,集体唱歌时有指挥的天才。
那时唱歌只有几首歌天天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各个班级轮流唱,相互拉歌。我是全校的指挥之一。

大约是在六七、六八年,我们学生没课上。大一些的学生去搞“大串连”,也就是到全国各地和红卫兵们相互见面,到韶山、井冈山等地。我们小一些的,就拿着用木头做的红缨枪,到路口上查行人,让其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们见到行人,就会用红缨枪一拦,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行人必须背诵一句,或拿出毛主席语录念上一段。也出现过乱说一通的情况,象一个短信中说的那样:鸡不吃食,食不再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不会放过,要教会他一句才能放行的。一次,我们拦住了一个可能是去报丧的人,他心中急着要赶路,没下车子,说了一句就走。我们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坚决不让他走。他急了,下来车子说,我揍死你们这些东西。吓得我们四处逃窜。

还有一次,我们在路上见到一个叫化子,破衣里面居然穿了一条红色较新的秋裤。这立即引起了我们的高度警惕,因为前一段时间大陆刚破获了一个台湾特务案。我们认为这个叫化子,一定是台湾特务化妆的。于是,我们几个小伙伴跟踪了他好长时间。但是,很令我们失望,他没有一点特务的行为,疯疯颠颠的只是要饭而已。

有时,我们也会被叫去跟着工商所的人去割“资本主义的小尾巴”,就是去街上抓那些小商小贩。有一次,抓住了一个卖花生的,我们同工商所的人把他们带到所内,由工商人员对他们教育。然后,再通知他们的大队干部把他们带回。
我们每人则分到了几两花生。

虽然我们那时没书读,但是,所有的人对老师是最尊敬的。在**时,我父亲在我们那一片是最大的官了。但是,他如果在路上见到我的老师,仍然是毕恭毕敬地同老师说话,绝不敢有一丝的不敬。农民们见到老师,也是同样的,而且是极其谦恭的同老师说话。就是一九七六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们的老师也是备受人们尊敬的,没有人敢找到学校同老师发什么脾气。
时至今日,我们这一代人,对老师仍然是怀着一种敬仰之情。虽然他们已不是素面朝天,一袭青衫过一生。但那时的老师对学生的负责、极其敬业的精神,我是一辈子不能忘,不敢忘的啊!!

上五年级时,学过一篇课文,叫《一碗毛栗子》,说是有一个贫农出身的老妈妈给学生们送去一碗毛栗子,忆苦思甜地说旧社会她们家因为穷,饿急了,摘了一家地主的一点毛栗子,被他们打的死去活来。后来,一个地主看到这个老妈妈给学生送了一碗毛栗子,就也假惺惺地给学生送去了一碗毛栗子。
学这篇课文时,我觉得课文中对地主用“也假惺惺地送去”,用词不当,这不成了那个老妈妈是假惺惺地给学生送毛栗子了吗?革命的觉悟促使我给河南省革委会革命教育小组(?),写了一封信。信皮是用白纸自已剪好,用面糊粘的。没贴邮票(没钱买),就投到邮局的邮箱里了。
过了有一、两个星期,省里居然回信了,寄到了我的学校。被老师给拆了,在全校宣读。我一下成了学校的名人。信上表扬了我,承认了他们工作的失误,并确定将“也假惺惺地”改成“假惺惺地也送去了一碗毛栗子”。信被老师宣读后,可把我给吓坏了,宁死不敢承认是我写的。很是令学校失望。因为出了这样一个革命觉悟如此之高的小学生,可是学校的一大光荣。可是,我就是稀泥糊不上墙,坚决不敢承认。
这封信一直被父亲如珍宝般收藏着,见人必拿出来炫耀一番(他老人家没上过学的)。一九九九年我还见过这封信,现在不知放到什么地方了。

我不知这封信是不是给省里的那些老师们带来什么麻烦,如果真是因这封信给你们带来了不良的后果。我在这里向你们表示我深深的歉意,请你们原谅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吧。

那时,是县--公社--大队--小队式的管理程式。虽然农民生活很苦,但参与政治活动的情绪很高。地主、富农成份的人及被判刑、劳改过的人在当时是最低等的。一有运动,他们会被大队书记等人叫去训话。叫他们夹起尾巴,不得乱说乱动。如果有的人不听训话,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就会有人去大队报告,民兵小分队就会将其带到大队部看管起来。

我最怀念那时的社会秩序。在当时,犯罪率最高的是偷鸡摸狗。这些人只是因为生活苦,嘴馋了,就去干这个。一年之中,极少听说有杀人的案件。大约两年之中也只有一、两起。很快就会被抓获。因为一出现这样的案子,所有的人都会主动的去参与(绝无任何人强迫,也绝无任何报酬),杀人者的亲属绝对会去举报。案子破了后,参与的有功人员就会披红戴花在台上接受一纸奖状,回到家后,高高地挂起来。而且会引来众多的人观看。如是刚成年的,就会有很多人来介绍对象。

那时,上班的人们的工资是很低的。父亲是老干部了,拿到一百元钱,在全县来说,他的工资是第三位的高。
官员的提拔是要看真正的政绩的,不用花钱,也不用托人说情。出了事说免就免的,在位上不干事的,下边提了意见,就可能要被免职。老百姓上访是要真心接待的,要向下边要结果的。
新提拔的领导的工资,是不会高于工作时间长的老同志的。有的当上了县委副书记,其工资绝不会随着职务的提高工资也提高的。虽然这样与现在的作法有很大的不同,但思想起来却也正常。因为虽然你当上了领导,但你为党和国家做的贡献不一定就比没有被提拔的老同志大,所以,你当了官,也不能什么都要比老的同志高。

最受人尊敬的就是解放军,谁要是当上了兵,那么,他家里说媒的就会被踏破门槛,全家光荣的很。就是**最激烈的时侯,红卫兵也是不敢擅自到军烈属家里扫“四旧”的,要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把属于“四旧”的东西自动交出来。军烈属家里的老头老太太把红卫兵骂出来的事是常有的。要是当兵的家庭有了困难,部队就会给当地县委写封信,县里会全力的去解决。军烈属的政治地位是很高的,大队分粮食,军烈属的要格外照顾。门上的军烈属牌子,时时提醒人们这家的人或正为国家站岗放哨,或已有人为国家捐躯。过年过节,军属们的家里会有红卫兵等人同党政领导去慰问的。送煤、送面、打扫卫生、打水、帮着干家务活。

我记得那时也有腐败出现,最大的腐败是当领导的来了好朋好友、亲戚之后,趁大家都吃完饭,让炊事员偷偷的弄上一、两个带点肉丝的菜,悄悄送到办公室,关上门,不大出声的喝上半斤几毛钱一斤的酒。如果被下级看到,会不好意思地给下级解释,我的某某亲友或同事来了。
但是,这样的事一年若有几次,同样也会引起下级的不满,有时年终总结时,就会有下级给上级提意见。弄的领导下不了台,以后,领导就不敢这样的明目张胆了。

如果是同级或上级领导来了,单位伙房会炒上四个菜,有一、两位领导陪着,只招待这一次。如果要住上几天,那么,就要同大伙一起吃食堂,最多是让通讯员端到办公室。晚上没有公干了后,领导会被下级叫到家中,由个人招待。

由于那时没有高级宾馆、没有大酒店、没有高级轿车、没有“三陪”。那时由于人们的思想单纯。所以,人们想干好工作的多,偷懒耍滑的少。

那时的干部每年要在农村住队,都是骑自行车下去的,没有那么多车,是真正与农民“同吃、同往、同劳动”,吃饭要交粮票的钱。没人去监督,都是自觉的去交。因为那时粮票紧张,有时交不上要同农民说明原因。好多年后,有的已成了老头的干部再见到曾经在其家住过队的农民时,有时还会不好意思地说:我还欠你多少多少粮票没交给你呢。

驻队是要真同农民一起干活,真的要了解民情的。安排干部要每家去访问,你就要家家访问,还要记下来,要向县里汇报。

县革委会(就是现在的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每年要限定一定的天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这样的事除非有重大活动或疾病,一般是不请假的,很自觉。

父亲是干政法工作的,那时侯谁要是被公、法(**后期没有检察院)抓了起来,没人敢说情。有的官员被抓起来后,县里的领导最多会把公安、法院的领导叫了去,问一下情况,说:党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能从轻处理就从轻处理。如果不能从轻处理,那也没办法。
这是最大的说情了。
虽然有领导发了话,公、法两家是不会因此而徇私的。处理决定出来后,再给县里汇报。县里是不会干涉的。

记得小时侯曾随母亲开过一次会,上边把犯罪分子的罪行印成小册子。供群众讨论应判什么刑,由群众说了算。现在看来这是很不正常的,但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希望参与国家事务的积极性是很高的。

不正常的男女关系是被道德严格禁止 的。也有很多的男女搞些婚外情,但是,如果被人发现了,就会被人们唾弃。如果被巡逻的民兵小分队抓住,就会被挂上破鞋示众。不管是谁,如果搞了军人的妻子,判刑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会开群众大会,被公开捆上,会被公布罪状。
曾记得一位干部在乡下驻队,因为同一个军人的家属好上了。被人们发觉了,县里立即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县革命委员会书记宣布撤销了那个干部的一切职务,并决定逮捕。公安局立即将其捆上,送进了看守所。
那时,西方的人权观念仍被远远地隔绝在大西洋彼岸。

最敢腐化的是大队书记,因为他有权利利用民兵小分队抓人,也有权利搞女人。但这绝对是少数,如果被发现了,要被开除党籍或判刑。

一九七六年,中国的灾难之年,周恩来在一月去世。河南省驻马店发大水,死了很多人。然后,是朱德辞世,吉林上空出现特大陨石雨。七月二十七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二十多万人。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
这一年的七月,我放下还是崭新的书,高中毕业了。走出校门,按照规定,我要上山下乡二年以上,才能回城按排工作(我的理解,是解放后国家一直未实行计划生育。我们这一代是建国后出生高峰期出生的,现在长大了。国家无法给我们按置就业,也无法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怕我们在城里无所事事,给国家带来不安定因素。只好想出这样一种方法,以缓解这种突出的矛盾)。于是,我和十多名青年,就近在我们县里的一个知青点下了乡。

在农村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学会了很多农活,也接触到了处于中国最底层的中国农民,深知了他们的艰辛。我累哭过,手上也象农民一样,磨出了很厚的老茧。父亲曾摸着我的手说:嗯,手上有茧了,象个农民的儿子了。
将近两年的知青生活,煅炼了我的意志,我渐渐成长为了一个男子汉。一九七八年春,我如愿参军,在武汉警备区湖北省委警卫连服役三年。

由于我是在农村经历**的(到了一九七五年才搬到新建的县城),后来听说城市里打、砸的事情很多,而且武斗的也很厉害,死了很多人。许多名人被斗致死。

人们在那个年代是疯狂的、清贫的,但也是十分纯洁的。
如果有人要我拿现在同那时比较,我会说,要这个时代的生活水平,那个时代的人心。

我的童年是清苦的,但也是快乐的。我们不用耽心有半夜也作不完的作业。我们也不用耽心日考、周考、月考、期中末考。我们也不会因这些考试向父母伸手要考卷费的。

对于已经过去的那些岁月,我们比你们现在的年青人要知道的多。毕竟我们是过来人了。生活的艰苦,并没有让我们失去什么,却让我们知道了现在生活的富裕。我们最可惜的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学习的好时光。但我们没有憎恨过谁,哪一个皇帝不想让他的子民过上好日子呢?谁想让自已一手创建的江山贫穷如洗呢?没人会的。
对于我们来说,过去的那些岁月,我们剩下的只有淡淡的回忆。酸楚有,是甜甜的回忆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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