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还“乌龙案件”一个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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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京报   
　

　　郝金安，这个河南农民的名字，或许将同佘祥林一样，成为“乌龙案件”的一个标本。

　　1998年，在山西临汾打工的郝金安涉嫌“抢劫杀人”被判死缓，8年后，另一名嫌疑人承认是自己作的案。而此时，在狱中服刑八年的郝金安原本健康的身体已成残疾。尽管郝金安一直未放弃鸣冤，称自己是被警方“屈打成招”，但无数的“状纸”都石沉大海，毫无回应。即便现在司法机关已认定郝金安是清白的。但因“真凶杀人案”尚未宣判，郝金安至今仍在牢中。（12月14日《大河报》）

　　或许，郝金安的经历，就是佘祥林案的重演。这样的“乌龙案件”，已然是中国司法不能承受之重，它本身就已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而且，在类似“乌龙案件”面前，我们的司法救济和纠错却显得那样的无力，那些蒙冤者不得不继续披着罪名，继续牢狱生活。

　　比如，河北人聂树斌1995年被以强奸、杀人罪判处死刑，并已执行。两年前，“真凶”王书金归案。但聂树斌家人的申诉，却被法院以家人无法提供判决书为由拒绝受理。直到最近，聂家才收到神秘人寄来的判决书，王书金也提出上诉，表示将为替他背黑锅的聂树斌“洗冤”，而最终结果尚不得知；郝金安似乎比聂树斌有些幸运，判的是死缓，但他似乎又更为不幸，他在狱中也写了数百次申诉状，并且曾向警方点出真凶，可是等待他的，是肾都被打坏了，仍未获自由。

　　不论是聂树斌还是郝金安，在纠错的过程中，我们都看到，某些所谓的“司法惯例”已经成为影响“洗冤”的障碍。要对相关案件再审，一般都有审理过原案的下级法院参与，来提供此前审理情况与案卷材料。很显然，这一系列的“乌龙案件”，都让我们看到刑讯逼供的魔影，看到司法机关种种滥权行为。一旦翻案之后，势必要启动问责，当年那些案件主办人员除了仕途不保、政绩受损，有的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可以说，没有适当的司法回避，就无法有效祛除相关阻力。当务之急，在郝金安案中，需要当地司法部门回避。而且，整个过程必须落实律师在场制度，由相关代理律师加入审查工作，成为一种监督力量。此外，还必须对案件的最重要的人证———真凶，做好保护措施。

　　只有及时的、系统的、缜密的处理这样的“乌龙案件”，司法才能获得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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