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在长江上撒过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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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津安二郎，中国观众熟悉的日本大师级的电影导演。以《东京物语》为代表的小津电影作品清静简约，专注于反映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致力刻画微观细腻的情感世界。但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作为访问学者在日本期间，无意间翻阅1930年代的日本摄影杂志时，发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实：小津安二郎曾经参与了日军侵华战争，他于1937年9月作为预备役军官伍长被征召入伍，直接投入到当时战火纷飞的上海淞沪会战战场中，而他所属的部队是日本陆军上海派遣军的瓦斯队本部野战瓦斯第二中队，任务就是放毒气与消毒。做过他的摄影助手的电影摄影师碧川道夫就曾经说过，“小津在长江上撒过毒气的哟。”而小津一直对于自己的战争经历讳莫如深。顾铮教授正是怀着“人性的张力有多大”的好奇心展开了调查和考证，呈现出一个与我们以往通过电影想象的导演小津截然不同的形象———“侵华战争中的军曹小津安二郎”。


小津在谈到自己的战争体验时自豪地说：“在战地我不想电影的事。一点儿也不想。我觉得自己是如此彻底地成了一个士兵。”（《大陆》杂志1939年9月号）回国后，小津在说到战争时甚至说：“战争这个东西你不能用阴暗的心情去对待。说得复杂一点的话，是不能抱着否定的精神。必须肯定所有的东西。这样，作为人的坚强才能出来。”（《全松竹》，1940年2月号）小津就事论事地以职业精神来为自己辩护，他想让人们相信，在战场上，人就只能按照军队、士兵的逻辑行事。小津要求自己“干一行爱一行”，尽管那是临时性的。但人们无法不做出这样的推测，那就是，如果真是“干一行爱一行”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毒气部队的下级军官，他肯定也是做得很称职，很投入。如果他做得越好，那么可以想象的是，受他尽职施放的毒气伤害、倒下的中国人就越多。令人震惊的是，性格沉静的他似乎也做到了这一点，既成功地麻痹了自己的精神，也圆满完成了作为毒气部队士兵的任务。在他的这些有关战争的言谈中，丝毫不见如他电影中为人熟知的抑制与平静，而是充满了杀气、轻蔑、傲慢与偏见。作为一个侵略军下级军官，他并没有只是旁观，他已经身心两方面都全面投入到了这场侵略战争中去。


他的电影对于人性、对于日常的看似平静的探究，也许并不能说明他对于人的信心，也不能说明他对于自己的信心。这也许只能说明，心灵已经大荒芜的他，通过对于自身与他人的了解，尤其是经过战争炼狱之后，所产生的对把握人性的丰富性根本上的不自信。而我们将他的电影与他的战争经历结合起来看，也更能体会人性居然会有如此之大的振幅与回旋余地。


从中国复员回国后，小津曾经说过：“如果反问自己是否相信胶片的话，我的心情是不能相信。如果面对震撼的现实的话，就会心生不安。”在这种不安中，是否也包括了作为一个加害者的内心忏悔而因此选择沉默？而他的沉默，如今一切都归于那个镌刻在镰仓的小津墓上的“无”字。


小津安二郎作品：《秋刀鱼之味》，1962《小早川家之秋》，1961《秋日和》，1960《浮草》，1959《早安》，1959《彼岸花》，1958《东京暮色》，1957《早春》，1956《东京物语》，1953《茶泡饭之味》，1952《麦秋》，1951《宗方姊妹》，1950《晚春》，1949《风中的母鸡》，1948《长屋绅士录》，1947《父亲在世时》，1942《户田家兄妹》，1941《淑女忘记了什么》，1937《独生子》，1936《镜狮子》，1935《东京之宿》，1935《浮草物语》，1934《我们要爱母亲》，1934《心血来潮》，1933《非常线之女》，1933《东京之女》，1933《青春之梦今何在》，1932《我出生了，但…》，1932《东京合唱》，1931《淑女与髯》，1931《那夜的妻子》，1930《我落第了，但…》，1930《开心地走吧》，1930《突贯小僧》，1929《我毕业了，但…》，1929《年轻的日子》，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