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怀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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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1——文怀沙事件
编者：《人民日报》编辑李辉在《北京晚报》发表《三疑点诘问真实年龄及其他——李辉质疑文怀沙》以来，在文化界掀起轩然大波。20日傍晚，文怀沙亲书一纸“声明”给一向关系亲厚的凤凰网，表示自己“但求无愧我心”。其子文斯也撰文《有关家父年龄的说明》，认为父亲年龄绝无问题。
这样的事情，本来不是问题，但是，既然有人质疑，就成了问题。为什么要质疑？为什么到现在才之一？为什么回应如此缓慢而苍白？等等，都是问题。这些问题，现在弄不清楚，只有留待以后。所以，选择其中要文，立此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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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文怀沙获联合国"杰出文化贡献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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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我为什么要质疑文怀沙
1、 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及其他
　　
　　 李 辉
　　 《北京晚报》
　　
　　１,三个疑点
　　
　　 这些年，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之后，文怀沙先生频繁亮相于电视、报纸、网络各种媒体，故事越讲越生动，名头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了。
　　在各媒体发表的自述或专访中，此公生平的耀眼传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点：一，自称出生于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体称作“百岁老人”；二，自述“文革”经历，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同时，又因写藏锋诗“反江青”而被视为“英雄”。三，被誉为“国学大师”、“文史大家”、“楚辞泰斗”。
　　事实果真如此吗？
　　
　　２, １９１０年出生，还是１９２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或演讲中，文怀沙都自称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写出生时间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怀沙工作过的单位与呆过的地方主要有三处：１，１９５３年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２，约１９５３年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任剧本编辑；３，１９６３年底入狱劳教至１９８０年释放回原单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离休。
　　 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1963年１２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３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１９２１年初。三处记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
　　 因此，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在２００９年的今天，所谓“百岁”老人，真实年龄应是８８岁左右。
　　 年龄虚报近一轮，是为了便于给早年经历加上一个又一个耀眼光环。突出的一个光环是：文怀沙多次自述中称章太炎是其老师，故与鲁迅是前后弟子。
　　 据查，１９３４年秋天，６７岁的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１９３６年６月１４日，病逝于苏州。但在１９６３年文怀沙的劳教记录中明确写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学院肄业”。如果他出生于１９２１年，１９３６年才１５岁。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否继续办，文怀沙“肄业”的“上海太炎文学院”与之是什么关系，是否为同一学校？也有待考证。即便是同一所学校，也应是在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由苏州迁至“孤岛”上海。按此时间推算，当文怀沙入学时，章太炎早已去世。　
　　 由于年龄提前了近１２岁，抗战期间的经历也就容易丰富得光芒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记：“一九三八年 二十八岁秋，于重庆作《听雨》诗：‘滴滴更丝丝，江楼听雨时。一灯红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亚子评曰‘诗出王摩诘而胜之。’”实际上，此时他还在上海念书，只有１７岁，如何在重庆与柳亚子交往，得柳亚子如此嘉评？
　　 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飘动，步履轻盈，思路敏捷，皮肤滑润，已相当了不起，足可夸耀，大可不必多说一轮十二年。虚拟年龄，于天，于父母，似均为不敬。如果仅仅限于自家庭院，别说虚增十二岁，就是自称二百岁、五百岁，也是个人之事，不必较真。但是，如果以　“百岁”之假，行大做商业广告之实，对消费者无疑有误导和欺骗之嫌。一旦进入文化史范畴，人际交往与学术轨迹就非一己私事，那就更有必要细加订正，予以澄清。
　　
　　 ３，到底为何入狱？
　　　　文怀沙的“文革”经历，特别是多年牢狱之灾，受他的自述影响，媒体的不同版本大同小异，故事神奇，绘声绘色，被渲染为英雄般的壮举。
　　关于其入狱原因，一篇报道说：“文怀沙曾经在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了鄙视江青的话，于是被抓到秦城监狱，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 另有一处报道称：“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
　　 这些叙述都不符合史实。
　　 首先，文怀沙不仅从来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时表现得十分积极与激烈，吴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对人(包括我在内)说过， “反右”时他最不能原谅的人之一就是文怀沙。剧作家杜高先生，五十年代与文怀沙同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作为“吴祖光小家族”中的主要成员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回忆说：“在１９５７年批判吴祖光和我的大会上，文怀沙表现得非常积极，慷慨激昂。他指着吴祖光的鼻子说：‘你就是现代的西门庆，专门玩戏子。’他这是拿吴祖光与新凤霞的结婚说事。当时把我们气死了。”（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０日与李辉的谈话）
　　 其次，所谓“１９６６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１９７４年因‘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的说法，同样不成立。
　　 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怀沙早在“文革”爆发前的１９６３年年底，就已经被判处劳教。其罪名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其它原因。据知情者回忆，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１９６３年年底在东单的青艺剧场（９０年代因修建东方广场而拆除）举行，青年艺术剧院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大会。查阅史料，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１９６４年５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他从来没有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１９８０年４月解除劳改。没有听说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却写为：“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
　　 由此可见，“文革”期间文怀沙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入狱，也没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关于文怀沙在“文革”中的经历，叙述得最生动的莫过于写藏锋诗“反对江青”的勇敢之举。　
　　 正好梁效写作班子缺人手，一个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让文怀沙给江青写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这个朋友将会帮助文老结束监禁和劳改生涯，并且可以进入梁效写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当优厚。……文老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写下这样一首诗“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连起来读乃是“龟主江青”。当时江青看后随手就把这首诗扔到了沙发上，可能觉得没什么，这一点却被王洪文看出来了。　
　　 故事实在太生动了！无法考证其真实性。让人生疑的是，按照当时他的处境，即便真有此诗，又如何能到达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将之“扔到了沙发上”，她没有看出这是一首“藏锋诗”，王洪文反倒看出来了？
　　 关于这一“英雄”般的吟诗行动，徐晋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见闻录》中有云：“又谓其在狱中拒入梁效，且报以诗云……此诗每句第六字连读，则为‘龟主江青’也。据云至今悬于文家书房。然此事纯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学派所谓层累之历史也。”
　　 我赞同徐先生的判断。
　　 层累历史固然可以为编造者增添光环，但我们如何告慰那些在“文革”中真正受到迫害的英雄们的在天之灵？
　　 ４，是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吗？
　　
　　 一个人是否为国学大师或文史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不必过于较真　
　　将文怀沙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主要依据，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版的《九歌今释》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发表过不同看法。
　　 五十年代初，舒芜先生与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一同参与了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工作。据舒芜在《老吾老》（载《万象》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回忆，当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先生，安排编辑部同人各选一种古典名著自任整理，探索“以马列主义指导古典文学整理出版”，其主要工作是校注。舒芜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被交派下编辑任务。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还说：“ 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问世后，随即受到过其他专家的批评，而“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于《九歌今释》等书，柳白先生在其博客上发表“:红尘过眼录之十”《文怀沙、“文革”中恐怖的“西纠”、聂绀弩、江青》，其中写道：虽然，沙之白髯飘飘，仙风道骨之貌，极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明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
　　 仅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其《屈原九歌今绎》（以下简称《今绎》）为例，即遭到诸多学者质疑。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辞研究论文集》中，李一氓和黎汝清先生对文怀沙的《今绎》提出批评。
　　 李一氓说文的“译文非常不连贯，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的了解原文”。
　　 而黎汝清的文章则对沙的《今译》有如下批评：“还必须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上面二人所谈，均依据史实，且有当年黑白文字为证，当不谬也。
　　最近，我请汤序波先生编选其祖父汤炳正的书信集以备出版。汤炳正先生是真正见过章太炎受其亲授的弟子，通信集中即有写给章太炎的夫人的一批信。汤先生是学界公认的楚辞专家，曾任中国屈原学会第一任会长。汤炳正生前在１９８８年致汤序波的信中写道：“从报刊上看，不少人的学术成就并不大，却由于大事宣扬，名气很高。我一向反对这一套，现在看来，应当注意。你所提到的‘沙翁’，大概是指‘文怀沙’，此人学术水平不高，仅仅翻译了几篇屈赋，怎能与郭（沫若），游（国恩）二公并称呢？”汤先生所言，与舒芜、柳白先生所述，可以帮助我们解开疑窦。
　　 如今，口述实录盛行于各媒体报道及出版物，为历史研究、传记写作等提供了许多重要素材。但是，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同样让人感到忧虑。在此情形下，人们特别是媒体中人特别需要认真甄别，严肃对待，警惕一切可能的编造并以此混淆视听。
　　 于是，草就此文，求教于文怀沙先生，求教于读者和各媒体同仁。并希望抛砖引玉，使时间脉络渐趋清晰，历史尽可能接近于真相。
　　
　　　　　　　　　　　　　　　完稿于２００９年２月１2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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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炎先生关门弟子证实：文怀沙是“章门”学生，李辉假设不成立



（资料图：94岁高龄的朱季海先生）
    近日，青年作家李辉发难文怀沙先生，分别对文老的年龄、人品和学术成就等问题提出质疑。其中涉及到章门弟子，笔者想谈一些事实，以期事情明朗，还文先生清白。

    88岁还是99岁，批判从这里开始，也从这里结束
　　李氏在《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及其它》一文中断言文怀沙不是1910年而是1921出生，从而指责文先生年龄造假。“因此，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在2009年的今天，所谓‘百岁’老人，真实年龄应是88岁左右。”根据这个判断，青年作家李辉又得到出结论：文怀沙这个年龄不可能是章太炎的学生。李氏也列举了“历史事实”，孰不知他正栽在自己提供的证据上：
　　李氏称：
　　“据查，1934年秋天，67岁的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苏州。但在1963年文怀沙的劳教记录中明确写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学院肄业’。如果他出生于1921年，1936年才15岁。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否继续办，文怀沙‘肄业’的‘上海太炎文学院’与之是什么关系，是否为同一学校？也有待考证。即便是同一所学校，也应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苏州迁至‘孤岛’上海。按此时间推算，当文怀沙入学时，章太炎早已去世。”
　　从上面李氏一厢情愿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犯了致命的错误。他把档案馆的数据当成绝对可靠了，从而误入歧途。档案馆的数据是人填的，而文怀沙老人的出生年月是天给的。这就是区别！如果李辉相信一个99岁的老人，关于“章门”学生的疑问不就没有了吗？这个疑问没有了，还能据此说人家傍章太炎吗？如果相信人家的年龄，后面一系列的造假案不就没有根据了吗？可惜李辉不是这样想的，他想以此来证明最好也拉拢听众相信他的假设。可惜，假设的东西最终会被事实揭穿。
    章太炎关门弟子：追问年龄是一种恶习
　　李辉文章暴光后，于立生发表了《文怀沙是否“章门”，或可一询朱季海》。是的，文怀沙是否进过“章门”，这个世界上能够还他清白的只有两个当事人了（另一个是96岁高龄的姚奠中）。章门弟子虽众，但多已作古。再传弟子语言学泰斗徐复先生近年故世后；即使能攀上亲的徒孙辈，恐怕也都“垂垂老矣”。
　　但是别忘了，16岁就拜在章门的最最年轻的弟子，现年94岁高龄的国学大家朱季海老先生还健在苏州！--章夫人汤国梨女士垂暮之年忆往，曾说：“先生有些弟子徒有虚名，靠先生的招牌吃饭。倒是年纪最小的朱季海最用功，有真才实学，像个读书人。”太炎先生在世时亦有“千里驹”之誉。
　　朱季海1916年出生名门，其父与杨度为同班同学、与黄兴同为老同盟会会员，其本人则与杨度之子同班，为章门当年最年轻的学生，人们习惯称他是章太炎的关门弟子。朱老大隐隐于市，有魏晋名士之风，“解放”前供职中央国史馆，已声名鹊起。早年拒绝南大老校长匡亚明任职邀请，特立独行，深匿民间，有《楚辞解故》《庄子故言》《南田画学》《南齐书校议》等行世（原有十七史校议被出版社弄丢，只出了一本《南齐书校议》，被称为“学界天书”的《楚辞解故》中间也丢了一摞）。
　　等了三天的雨。今日下午，终于在苏州采芝斋见到了朱季海大先生。讲明来意，朱老第一句话就说追问年龄是一种恶习，这是连小女孩都懂的事。我们认识几年了，我也不知道你年龄，这有什么关系呢？接下来问文怀沙，答复是见过面，是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学生。朱老说起自己担当“国学讲习会”的讲师时正好19岁，如果文怀沙出生于1921年，1934年的文怀沙才13岁，这怎么可能呢？“章氏国学讲习会”不是启蒙班，招的是有一定国学功底的人，（以后设在上海的太炎文学院招有少年班。）另据：朱先生证实，当时学员中只有太炎先生的孙子小他几岁。
　　以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文怀沙不但进过“章门”，而且用李辉的逻辑，绝对不能是十三四岁的时候。那就说明了李氏对文怀沙88岁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个条件瓦解后，又反过来证明李氏所有以此为前提的结论都落空了。并且以年龄问题引发的道德问题，这次指向的是李辉。
这样的结果，李辉会信吗？
    你自己也搞不清太炎文学院是怎么回事，又怎么可以无端的臆测他人呢？
　　
    国学会 国学讲习会  太炎文学院的关系
　　据朱季海先生口述：他初中时，曾和蒋纬国同班。大概是在初二的时候，章太炎第一次来苏州讲课（查章太炎年表，是一九三二年）。“为什么来苏州呢？是受金松岑、陈衍、李根源之邀”。这就是最早的国学会，参与的人都可谓大名鼎鼎。也许是因为理念有出入，“汤师母觉得这个国学会好象是别人办的”，后来就在苏州寻了房子，自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
　　这一点章太炎年表写的很清楚：1934年秋，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因与“国学会”旨趣不同，另创章氏国学讲习会。
　　文怀沙就是这个时期来苏州的。讲习会期间，很多人慕名而来，“林语堂以中学教员的身份也来拜访过。”
　　“因不满鲁迅的失落，我就办《治言》，老师让我担任主编，助理是王佩诤”。这个国学讲习会的半月刊，从1935年办到1940年。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68岁的章太炎于苏州病逝。时人评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国民政府令以国葬。
　　太炎先生故世后，朱季海一直追随汤国梨女士左右，跟随师母于上海再创“太炎文学院”。
　　“太炎文学院在功本大楼，是一个肥皂厂的老板免费提供的房子。”“这个时候开始招预科了，一些比较小的孩子也能进来，我和朱希祖都担任讲师。”另据章太炎先生之孙章念驰记录：太炎文学院存续时间并不长--“办了一年多，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于日寇之手，日寇在上海扶植了汉奸汪伪政府，要各学校向汪伪政府办理注册手续，祖母拒绝注册，拒不承认汉奸政府，因而学校只得被迫停办了。”学生也属有数，--“百余人”。（《章太炎夫人汤国梨》）
　　文怀沙说他“上海太炎文学院肄业”，在这“百余人”之中，也是有可能的。不过朱老也无法证实文怀沙在上海的学习经历。“因为来了敌伪的人参加，就一气之下离开了”。
    再说年龄和其它的一些问题
　　我写此文，并不是针对个别作家的粗鲁和疏忽，而是深恶痛绝于时下文风败坏，价值观念迂腐不堪，精英阶层表现出的文化认识更多的是一种亵渎行为。比如：说《四部文明》编辑部的人员基本连初中文凭都没有，一个唯一的本科生抱怨说没有经过任何的改动润色。请问你们有什么资格改动古人的作品？明朝编《永乐大典》一个字都没改，这是原则！孔子还没有初中文凭呢。
在指责文老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作品的数量成为衡量国学大师的标准。如此愚蠢的认识，让我无法原谅。同时被尊为圣人的南季北孔，季札的作品1000字左右，孔子做的春秋加上周易的系辞27685个字；老子的道德经是5235个字！这妨碍他们的伟大吗？
　　关于年龄问题，也请略有常识的人去翻翻历史。请大家去看中国有多少伟人，多少学者，甚至是圣人，他们的出生年龄前都打一个问号。有人说这是历史久远无法考证。这种想当然的说法是你自己想象的。现在你们这些学洋人吹蜡烛切蛋糕的人才把生日记的死死的。中国人有“忘生”的传统。即忘掉出生年龄，认为这样有利于孩子成长。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历史上那么多名人其出生年龄前都打个问号的原因。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那一年出生这个也很正常没什么奇怪的。
　　另据文怀沙的儿子证实：父亲是为了恋爱问题，故意把年龄改小的，并以出生于1910年的卞之琳称呼父亲为兄长作为证据。可惜，李辉们不愿意相信这样的解释，他们要的是“宜将剩勇追穷寇”。
　　至于什么原因入狱，即便是个人作风问题，也已经付出了历史的代价。更不应该今天再拿出来说事了，并且又是根据档案纪录。如果档案可以相信，在那样一个荒唐的年代，几乎没有能逃脱罪名的文化人了。
　　           
    文怀沙之于四部文明
　　满清编纂《四库全书》，存书3475部，79070卷；存目销毁（仅仅存了个书名而被销毁的书）：6766部，93556卷；不曾存目即被销毁得几乎没有踪迹的书就更是不计其数了，即使存下来的书其中大多数内容也是被抽毁，删改了的，书的原貌和真实内容已是面目全非了。
　　由此可见，乾隆修《四库全书》销毁的书比保存的书要多得多。对《四库全书》，鲁迅先生说得深刻：现在不说别的，但看雍正，乾隆两朝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震惊。全毁，抽毁，删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篡改了古书的内容。
乾隆朝的篡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盛事的，但他们不但搞乱了古书的格式，还篡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于内廷，还颁之于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多很有些骨气的人。清统治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原因很简单：清统治者以空前残酷的文字狱的恐怖政策钳制，镇压知识分子，借修史，编书安其反侧，使天下的知识分子耗精敝神于寻行数墨，大钻故纸堆的考据学之中，达到禁锢思想，控制人心的阴险目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文怀沙老人用了30年时间重新整理华夏经典，编辑《四部文明》，收录古籍原著一千五百六十余种，一万八千二百余卷，总计一亿四千余万字。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对文化传承的拨乱反正，这关乎到我们民族的命脉和精神空间的纯正。/仅从为后世存信史这一点，他就值得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尊敬，我们所有的炎黄子孙都欠他一个人情。他对国学的贡献，超出了国学大师意义本身，我们可以评估的价值将会越来越多。
　　（又：如果有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以人身攻击为掩护，意在诋毁《四部文明》，相信会激起全体华人的反感，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完稿于 09年2月25日夜  傅奇于鸣鹿堂
傅奇，字正之，1979年出生在河南商丘。苏州复兴私塾山长，又称淑女堂主。2005年，傅奇在苏州创办私塾，请太炎关门弟子朱季海先生出山担当名誉顾问，复兴私塾开有四书五经、琴棋书画、医卜星相，提倡女子学习礼仪、诗书、茶道，又被誉为淑女学堂。
(傅奇在和朱季海先生交流文怀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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