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馆藏雕塑(104P)

莎木

故宫博物院所藏雕塑文物，以宗教雕塑和墓葬雕塑为主，品种主要包括佛教造像、陶俑、画像石、画像砖、石像生、工艺雕塑、建筑雕塑等，其中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白石造像、广东韶关南华寺北宋木雕罗汉像以及战国至明清陶俑都极有价值。
    故宫所存雕塑文物，源于以下途径：一是清宫旧藏，如紫禁城内佛楼、佛堂所存藏传佛教造像、明清名匠的工艺佳作等；二是国家拔交，此类文物或为考古发掘品，或为没收文物商贩之非法所得；三是接受捐赠，包括博物馆、考古机构的捐赠和个人捐献；四是收购，1949年以后，故宫博物院从社会上收购大批珍贵文物，充实院藏。
    故宫雕塑文物遂以品种齐全、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称著于国内外，成为中国雕塑文物的重要收藏机构之一。


青铜马，战国，高29cm
    牡马，仰首端立，竖耳鼓目，鼻孔张大，好像正在喘息。马头塑造得细致生动，躯体起伏表现出马的肥硕与健壮，马尾上扎一结。此马应是随葬用的明器。古代事死如生。商周贵族墓中常有御者及车马实物出土，此时墓葬中所出动物形象，多以工艺品的造型出现，或作容器，或作器座；到战国，金属、陶、木等各种明器多有出现，虽然造型显得古拙，但它标志着新的丧葬制度出现，为后代陶塑明器的成长发展准备着条件。  

银女坐俑，西汉，高22.6cm
    俑为银制，坐在方形底板上，膝前有圆形筒，参考各地出土的人像形座，此俑双手原应握有灯杆之类的器物，灯杆下端插入圆筒内。坐俑与圆筒组成承受其它物体的底座。这种装饰方法，即用人体作为器物底座在我国有久远的历史。如湖北省出土了以人体作支柱的编钟架，河南、河北等地也都出过人形灯底座。
    银俑的坐式，古代称作跽，不同于蹲坐和箕踞，在汉代较为流行，表示庄重，被视为合乎礼制的坐法。银俑发髻上绾，身着多层交领广袖衣，全身比例适度，表现出沉默拘谨的神情，无疑是一个被奴役的形象。  

铜力士骑兽博山炉，西汉，高23.9cm，宽10.1cm
    此炉盖雕镂成山峦形，人物、禽兽饰于其上，伫立峰顶的朱雀极富生机。山峰间有孔，熏香点燃后，烟从孔中冒出，如云雾环绕，形同仙境。
    炉柄的造型最具匠心，雕铸一个仅腰束短裤的裸身力士，屈膝骑在仰首伏地的神兽背上，左手按兽颈，右手上托奇峰耸立的炉体。力士身材魁梧粗壮，威武有力。宽厚而紧闭的嘴唇，发达的胸大肌以及鼓起的腹部都非常合乎艺术解剖学的原理，并且有恰到好处的艺术夸张。工匠特意着力刻画了力士因托“博山”而承受的巨大压力，其用力时的高度紧张和神兽吼叫的神态极为生动。


孙仲乔造石羊，高99cm，长100cm
　　石羊用整块石头圆雕而成。羊角侧卷成“C”形，体两侧羊毛为同心圆状，腿跪卧，前部刻有铭文“永和五年大□□□月九日西郭记子丁次渔孙仲乔所作羊”。永和为东汉顺帝刘保使用的年号，五年为公元140年。
　　与孙仲乔造石羊一同入藏故宫的是另一件刻有“孝子徐侯”的石羊，从原存放地点、大小型制、雕刻手法上看应是一对。二者联系考察，孙仲乔应为石匠，即石羊的雕刻者，出资者为徐侯。
　　中国古代陵墓石刻起源于何时，迄今无定论。李济先生推测安阳殷墟出土的跪坐人像可能与后世石像生有某种渊源关系。《西京杂记》数处载有相关内容，称晋灵公冢有石人男女四十余，五柞宫青梧观有石麒麟等，但《西京杂记》成书较晚，内容尚需推敲。西汉霍去病墓石雕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石像生实物资料。
　　两汉时期，石羊一般多立于大臣墓前，《水经注·滍水篇》记汉安邑长尹俭墓“南有石碣二枚，石柱西南有二石羊，中平四年立。”它是墓主身份、地位的象征，同时也是汉代孝道伦理观念的体现。由于一般石像生很少刻有纪年，所以此件石羊成为判断同一时期作品的标尺，在中国陵墓雕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石羊传出自山东临沂县石羊镇。

泥质灰陶立羊，汉，高12.8cm，体长15cm
    此羊颈短，羊角向下弯卷略呈螺旋形，身体肥硕，四肢矮短作直立状。作品没有直接用线刻手法表现浓密的羊毛，而是用短颈、肥硕的体型与矮短的四肢表现出羊毛的厚重感，这种避实就虚的方法是中国古代雕塑的传统表现手法，与西方艺术极端写实的造型手法截然不同。
    古人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因此，要将死者生前所拥有的物品随葬，以供其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由此产生了各种形象的俑，陶羊即其中之一。

陶女立俑，西汉，高54.5cm
    女俑挽髻，身穿广袖右衽三层衣，下穿宽大长裤及方口履，衣纹表层尚有残存的白粉痕迹。双手半握，拳眼上下相对，原似捧物侍立。两眼向前注视，全身比例适度，表现出聪颖温静的性格，塑造了一个年青侍女的形象。
    这种类型的女俑，近几十年中发现的不多，但也曾有出土，如在西安市东郊白鹿原任家坡姜村附近汉代陵墓从葬坑出土过与此相同的陶俑。  

听琴陶俑 ，高53cm
    东汉中晚期，陶俑制造中心由西安、洛阳等地转向四川。此时的四川，社会安定，经济富足，人们注重享乐。不仅生时及时行乐，还欲死后带入地下。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享乐活动及器具，便被仿制成明器，听琴女俑即其中之一。
    听琴女俑双腿跽坐，似正专心致志欣赏音乐，听到会心处，情不自禁以手扶耳，弦外之音，令人有绕梁之想。川俑合模翻制，陶质中多夹沙，长期埋藏地下，面部模糊。此外，川俑五官较为紧凑，多呈笑意。此俑较典型地反映出川俑特征，出自彭山一带。

青瓦胎画彩男舞俑，高11cm
　　从此陶俑的形象与风格看，与洛阳烧沟汉墓出物相近。舞俑头戴小冠，长衣，大胯，双臂省略，犹如背手而舞，腰右扭，胯左出，一足踏地，一足抬起，躯体优美的曲线隐露于紧身长袍之中。此俑不大，匠人对局部细节未作过多的刻划，而是用一种大写意的概括手法，强烈、生动地表现了舞俑旋转的动感，可谓是妙趣横生。这件东汉时期的陶俑作品充分显示了当时陶塑艺人高超的艺术造诣。

灰陶持锸男立俑，东汉，高48.2cm，四川彭山崖墓出土
    陶俑头戴圆形笠帽，头发在脑后向上绾起。双眼微合，面部略带笑意。上身内穿圆领衣，外为两层右衽衣，外衣有缘，袖口挽起，腰中系带，下着裤，足穿布履。腰中垂挂环鼻刀，左手持箕状物，右手拄长柄锸，锸立于双足之间。
    此类俑，有的称为工人俑，有的称为执箕铲俑，但对于此类俑的身份，则未见深入论述，我们推测可能与治水有关，这可以从其它出土文物中得到证实。四川都江堰与芦山出土的持锸石人皆为东汉时期的作品，其中都江堰所出者与李冰像出土地相距只有数十米。李冰像刻铭提及有镇水三石人，那么都江堰持锸石人应为三石人之一。芦山石人头戴笠帽，衣饰与此件陶俑较为接近。这些石像与陶俑共同的特征便是手中都持锸。锸在古代除指缝补衣服的针以外，也作“臿”或“插”。《汉书·沟洫志》：“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注云：“臿，鍫也，所以开渠者也。”可知锸是开渠通水的工具。
    四川被誉为天府之国，成都平原富饶甲于天下，多依赖于水利。秦时蜀郡太守李冰治理都江堰，福泽蜀地，深受人民爱戴。此类治水人物形象的出现或是蜀地人民重视水利的一种反映。  

泥质灰陶幼龄羊，东汉，高4.3cm，体长6.6cm，河南辉县出土
    小羊无角，颈略细，两耳在头两侧平直地支起， 头向前伸探，口张开似鸣叫状，身体较单薄，无肌肉感，尾部短小微翘，四肢前后分立作行走状。这件作品所塑造的形像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宛如一只误入歧途的小羊正在寻觅归途，且走且鸣，情景生动。
    陶羊作为随葬品在众多动物形象的陶俑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是深入了解古代礼制的重要资料。它不仅是古时丧葬制度与生活习俗的产物，也是颇具艺术价值的古代雕塑品。  

泥质灰陶羊，东汉，高17cm，体长12cm，河南辉县出土
    陶羊身体粗壮，肌肉感明显，下腹部有乳头垂吊，头略仰起向左侧扭转，两耳在头两侧平直地支起，口张开似在鸣叫，四肢前后分立作行走状。作品表现的似乎是一头正在寻找羔仔的母羊，心急切切，唤声阵阵，形象自然生动。
    古代匠师用雕塑的技法将生活中观察到的动物形象艺术化地表现出来，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仍可得到美的感受。


陶银绿釉胡神灯俑，东汉，高23.5cm
    俑深目高鼻，头戴尖顶帽，表明了其胡人的身份。穿右衽长袍，腰间系带，左手拥揽弦纹柱形灯，右手下垂，跽坐。其身前一小人，双臂向两侧伸开，左手略高，与胡人左手相触，半坐于胡人腿上。从小人所著右衽长袍推断应为一成年人，但身量较胡人明显为小，更衬托出胡人身材的魁伟高大，说明此胡俑非普通之人，当是一位胡神。
    这类执灯陶俑目前发现数量不少，一般为两种样式，除上述样式外，另一种则是俑将灯顶在头上。对比西安市北周史君墓石椁上四臂神脚踏小人的图像，推测此俑的形象可能与当时在西域广大地区流行的琐罗亚斯德教有关，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青瓷禅定佛，高16.5cm
　　佛像肉髻，有白毫，唇上塑有胡须，著通肩袈裟，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其外表施釉，但多处剥裂。从塑造技法上分析，此像出自青瓷烧制较为发达的江浙一带。
　　西晋时期，南方佛像常与中国传统神祗共同出现在一个器物上，佛像多为器物的附属装饰，有的出现在铜镜、谷仓罐上。此禅定佛体积较大，不是谷仓罐上的饰件，是一件罕见的我国佛教初期的造像珍品。
    此佛像1958年由陈万里捐献。

铜观音立像，残高17.5cm
　　此像铜质含铅量高，比重大。观音发顶束髻，脑后头发下垂披肩，作绺状。鼻梁高直，眼角细长，留有胡须，面相接近欧洲人种。上身袒露，胸饰缨珞，斜披宽巾垂至右膝，下著长裙，长裙衣纹繁密细致。双手一上举，一下垂，下垂之手持瓶，足及背光已失。类似者在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也有一件，相传出自陕西三原。
　　公元前后，佛教及其造像艺术由古代印度传入中国，对中国本土文化和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为外来的造像粉本，成为当时工匠学习、摹仿的范本。此像与中国造像在铜质、雕刻手法上有明显差别，属于犍陀罗艺术风格，为外来造像之粉本。陕西是印度佛教造像由西域传至中原的中枢，幅射传播有其特殊的地理、文化上的优势，后世的一些造像便存有这一痕迹，如故宫博物院从西安购藏的铜菩萨像就摹仿了此尊造像。由是我们可以了解铜菩萨像在中国佛教造像史上的重要作用。

铜鎏金释迦佛造像，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高11.8cm
　　主尊像为释迦佛，肉髻高耸，面形略长，眉目清晰，两耳下垂。身著右肩半披式袈裟，内斜著僧衹支。袈裟纹理细密，呈数重弧线形雕刻。佛举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袈裟一角，结跏趺坐于二护法狮之背端，有降魔除怖之意。两侧各有一呈跪蹲姿双手合一的供养菩萨，虔诚礼佛于左右。佛身后为双层莲瓣形背光。背光上饰有隆起的线雕火焰纹，顶部雕饰成杨柳枝形状。矩形须弥座设于二护法狮之下，座腰下方正背两面饰莲花纹，座基为矮短式四足床趺。床趺正面雕一博山炉，两侧各雕一执莲蕾供养人像，侧面及背面镌刻“太和十七/年六月/十日，/佛弟/子□/春为难/年等造/释迦/牟尼/像一躯”铭文。佛像背面雕一禅定坐佛。
　　该像为像座合铸，造型古朴典雅，是早期鎏金铜佛普系中说法佛系像式之一，此像系在五世纪下半叶和六世纪初叶比较流行，特别是中原东部由定州至大同一带为此像系的主要分布区。该像主尊的袈裟仍沿袭早期石窟造像的形式。

郭武牺造铜鎏金观音像，北魏太和廿三年（499年），高16.5cm
　　像通体鎏金。观音头戴冠，椭圆形面庞，修眉细目，眼角略向上翘，尖鼻。右手持长茎莲，左手握披帛一角，披帛缠绕其袒露之上身，下著裙，跣足，直立。背靠舟形背光，火焰纹。背后一侧一供养人手持香花，礼拜另一侧的释迦牟尼，释迦牟尼著圆领袈裟，结跏趺坐，形象高大庄严，与供养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像底部为外侈四足座，正面为二供养人，一男一女，他们是造像的出资者和供奉者，背面刻有发愿文“太和廿三年五月廿日清倍（信）士女郭武牺造像一区所愿从心故已耳。”太和为北魏孝文帝年号，廿三年即公元499年，“已”当是“记”或“纪”的俗写。
　　此类造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河北省博物馆中均有收藏，可视为北魏中晚期一种常见的造型，流行区域在北方的河北、河南一带。这类观音像对衣纹、衣饰的刻划非常精细、准确，披帛的飘逸飞动尤其令人称道。
　　此像曾经尊古斋主人黄濬收藏，后入归故宫博物院。

铜鎏金像，东魏兴和三年（541年），造像主张相女。像高15.3cm
    造像分为主尊像和胁侍像，胁侍像足侧处有榫，为分铸后与主像组合。主尊像二佛，肉髻凸出呈半球状，身著通肩袈裟，手作说法相，结跏趺坐于矩形须弥座上。主尊左右各有一胁侍，均着比丘装，拱手侍立，神态虔诚。二佛身后共有一火焰纹饰的背光，背光的中上方镂雕一莲花，莲花下面又分雕出二佛各自身后的光焰，光焰上均饰团云状火焰纹。背光顶部雕饰屋顶，以示佛的至尊至圣。佛像底部是四足床趺，上面镌刻“兴和三年二月三日，高陵村张相女为□习生、亡儿□□欣廿阿□□□，见在兄姐欣姐□□□观音像躯，□七……，见存□福”铭文。二佛并坐金铜像是北朝至隋开皇时期较为流行的一种像式，其题材典出于《法华经》中的释迦、多宝佛。该像构思巧妙，造型别致，设计新颖，颇具匠心，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僧成造铜弥勒像，南朝梁大同三年（537年），高10.5cm
    此尊造像为一佛二弟子形式。弥勒佛磨光肉髻，圆脸微笑，内著僧祗支，外穿双领下垂袈裟，袈裟下摆外撇，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跣足立于覆莲台座上。莲台左右各伸出一枝忍冬，承托着站在覆莲座上的弟子。火焰纹舟形背光，背光上部略向内卷，头光处饰莲瓣纹。像背刻铭“大同三年七月十二日，比丘僧成造珎勒像一躯”。“珎”为“弥”之俗写。有关僧成的记载还有两处：一是《高僧传》卷八：“时高座寺僧成、旷野寺僧宝，亦并齐代法匠。”一是齐永明元年（483年）释玄暠造像碑，其铭云：“齐永明元年岁次癸亥七月十五日，西凉曹比丘释玄暠……敬造无量寿、当来弥勒成佛二世尊像……比丘释僧成，掺□值□，共成此□。”由此可知，僧成是活跃于南朝齐、梁间的一位高僧，信奉弥勒。南朝铜造像发现较少，具时间与供养人铭者更为罕见。该像像体虽然不大，但雕铸精美，特别是弥勒和胁侍面部的刻画细致准确，洵非一般工匠所为，实为南朝铜造像经典之作。  

石雕造像方塔，残高14cm
　　塔为楼阁式，原应三层，现仅存塔身上层及第二层大部分。塔上层四面均开圆拱尖楣龛。第一面主尊为瘦骨嶙峋结跏趺坐禅定印像，表现释迦太子苦修善道的内容。第二面龛内佛结跏趺坐禅定印，着袒右披肩式袈裟。第三面龛内是释迦、多宝佛像。第四面龛内佛结跏趺坐，施无畏与愿印。塔为石灰岩质，与北凉时期造像石塔相近。其造型及造像的题材与风格特点与敦煌、云岗、龙门等北魏时期的“制底”或称“支提”（意为“塔庙”）窟中的四面方塔及造像均相似，与酒泉曹天护造像塔亦相似。此塔虽残缺不全，但仍是一件具有研究价值的罕见作品。

白石观音菩萨造像，北魏永熙二年（533年），造像主赵曹生。像高35.5cm
    菩萨头戴柱状花蔓冠，面作方圆形，胸间佩有饰物，帔帛跨肩后两端在膝前呈双Ｕ形交叉，又反折于肘下垂，披衫两侧作锯齿状略向外侈。菩萨左手持物，右手执莲蕾，跣足立于复瓣覆莲圆座上。菩萨的身后是举身舟形刻火焰纹背光。菩萨像的底部是素面长方体基座，基座背面镌刻“永熙二年十月十六日，赵曹生、妻张法姜，为亡息、眷属、含生之类，造观音玉像一躯，故记之。”铭文意为：永熙二年（533年），赵曹生和妻子张法姜为他们亡故的儿子、家眷及其它具有生命的一切，敬造观世音像一尊，特此铭记。
    该像是曲阳白石造像中的早期作品之一，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造型看，菩萨头偏大，胸扁平，腹部稍鼓，体形直立呆板且略显矮短。从服饰看，菩萨帔帛、披衫的边饰在身体两侧处外侈上扬，给人以飘动之感，这种动感恰好调剂了直立呆板的体形缺憾，再附以菩萨手中持物及身后背光等雕饰，使造像的整体视觉效果大为改观。古代曲阳雕刻工匠在创造单体菩萨造像时，巧妙地运用了静与动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使白石造像在风格上更显独特、更具魅力。
    该像造像主赵曹生，1954年于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


樊保儁等造释迦牟尼像，北魏永安元年（528年），残高49cm，黄花石质
    释迦螺髻，面庞圆润，眉目清秀，双耳硕大，外著袈裟，内穿僧祗支，手施无畏印、与愿印，结跏趺坐。火焰纹背光，头光浮雕双莲瓣，外饰弦纹。长方形石座，座四面及背光侧面刻发愿文：“大魏永安元年岁次戌申十二月廿三日，佛弟子樊保儁、樊令儁、樊树儁兄弟三人等仰为帝主、下为亡父母造玉释迦文像一区。夫灵根缅邈，非妙达不能识其源；至道冲玄，非幽致无以采其趣……伏愿合门大小，因缘眷属，保无退之道心，荣日口之要业，出无生之大苦，入有生之大乐……河东郡北猗氏县。”在较小的单体造像上有如此长之发愿文，比较罕见。  

邸荀生造白石观音立像，北魏正光五年（524年）造，高28.5cm
    观音头戴三叶冠，束发，头向左倾，眉目清秀，略带笑意。肩披披帛，下著长裙，裙下缘稍向外侈，颈系饰物，左手持莲蕾，右手持玉环，胸平腹鼓，跣足立于双瓣覆莲座上，下为素面基座。舟形带状火焰纹背光，头光为五环同心圆。衣饰、背光、莲蓬、覆莲均给人以厚重之感，显示出曲阳早期白石造像的特征。将发愿文刻于基座正面亦属少见。其发愿文：“武光五年八月八日，邸荀生敬造观音一区，上为皇家永隆，后为七世父母，己身眷属，法界沧生，同齐斯泽，口口待佛时。”北魏没有武光年号，应为正光之误，“区”为“躯”之俗写，“沧”为“苍”之俗写，“待”则为“侍”之误书。河北曲阳白石造像绝大多数为民间造像，笔误与俗写正是其典型特征之一  

郅广寿造白石雕思惟菩萨像
    思惟菩萨像，东魏兴和二年（540年）郅广寿造，白石，像高59cm。长方体石座长26.5cm，宽17.7cm，高10.5cm。
    思惟菩萨面含微笑，脸庞长方，头著宝冠，宝缯上飘，圆形头光。半跏趺坐束帛圆墩上，体略前倾。右肘支膝上，手攥长茎莲蕾，用食指支撑面庞。左臂残缺，残存左手握足。菩萨下身着裙，裙摆分两层浮雕回曲形皱褶，腿部裙褶单勾阴线呈“U”型。圆墩下敷设圆形铺地宝装莲华，下为长方体石座。石座背面阴刻造像记：“大代兴和二年岁在庚申，二月己卯朔廿三日辛丑。清信佛弟子郅广寿，仰为亡考敬造玉思惟一躯。亡考上生净妙国土，合家眷属常居富利，七世同沾，有形齐润，所愿如是。像主前平乡令郅僧景”。
    此像姿态优美，静中含动，展示出菩萨静心思维的神态，有明确纪年，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1954年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


王丰造弥勒佛立像，东魏兴和三年（541年），残高45cm
    弥勒像高肉髻，修眉细目，眼略向下视，内穿僧祗支，胸前系带，身著袈裟，袈裟在两腿间呈弧形下垂，裙下缘外侈，衣褶起伏有序，手施无畏印、与愿印，跣足立于双瓣覆莲上。底为素面基座，头光为莲花图案。基座刻发愿文：“大魏兴和三年十一月廿五日，上曲阳县人李晦妻王丰为亡息李景珍敬造弥勒像一区，上为国家，后为七世父母，居眷大小，亡过现存，边地众生，一时成佛。”
  北魏至东魏时期，弥勒造像以交脚菩萨形象居多，但在河北定州地区却以佛像为多，包括立像、倚坐像、结跏趺坐像等多种形象，显示出其独特性。此弥勒佛立像于1953-1954年出土于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

白石彩绘观音立像，东魏，残高46.5cm
    观音头戴三叶冠（大部分已失），面庞圆润，胸平腹鼓，项系饰物，左手握玉环，右手持莲蕾，披披帛，穿璧相交，下垂至膝反折于手臂，向外自然下垂，跣足立于双瓣覆莲上，下为长方形基座。像身及基座等处有贴金遗存。背光后面用朱、墨等色绘思惟菩萨像。造像背后彩绘思惟像且保存较好，在定州白石造像中比较少见，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佛教绘画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白石双观音立像，北齐太宁二年（562年）造，高45cm，宽26cm
    两观音跣足立于圆形莲花座上，左面观音右手举至肩部，左手垂于腰际。右面观音动作正好相反。观音像身态自然，神情安宁。背面为舟型背光，背光上方有两飞天，手托方形宝塔，挺健飘逸，迎风飞舞。
    双观音像下为一长方形基座，高9cm、宽13cm、长26cm。其正面雕一博山炉，炉两边各有一狮、一弟子。基座两侧及背面阴刻铭文“太宁二年五月十五日，佛弟子吴子汉，为亡父造白玉像一躯，愿赐考与佛同会”。
    1954年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


乐妙香造思惟菩萨像，北齐天保二年（551年），高60cm
    思惟菩萨圆形头光，头戴三叶冠，宝缯自耳部下垂至肩，眉目清秀，表情温和。与东魏以前的造像相比，此尊造像的面庞已从长方形向圆形过渡，裙底边由方折变为弧线，更多地使用了阴线双勾，衣纹刻画渐趋简化，给人以淳朴自然之感。造像的基座为素面，依然存留东魏元象、兴和时期的遗风。基座背面刻发愿文：“天保二年四月廿五日，卢奴县人乐妙香敬造白玉像一区，上为皇帝陛下、乳海大王，后为亡夫、亡者男女并及己身、现在眷属，伏为二途地狱，离苦得乐，愿法界众生，一时作佛。”
    “乳海大王”应是“渤海大王”之误写。据《北齐书·卷一》记载，北魏普泰二年，高欢“废节闵及中兴主而立孝武。孝武既即位，授神武（即高欢。其子称齐帝后，追尊他为神武帝。--笔者注）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刺史，增封并前十五万户。”后又封为渤海王。自东魏始，权利的中心已从元魏移至高氏家族，皇帝成为傀儡，人们心目中只有大丞相、渤海王。民国初年定州所出东魏武定元年高归彦造像的铭文中便有为大丞相、渤海王祈福等内容。天保二年是北齐建立的第二年，为高欢造像更是名正言顺，这一作法不仅出现在王室皇族中，在平民百姓中亦然，此颇能反映出高氏在定州之影响力。称高欢为渤海大王而不称其为神武皇帝应是东魏时期习惯称呼的延续。  

张双卧造交脚弥勒菩萨像，北齐天保二年（551年），高47.5cm
    弥勒菩萨头戴三叶冠，系宝缯，身著袒胸衣，肩披披帛，下垂至座，项下饰物，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持莲苞状物，双腿相交，坐于覆莲座上，下有二帝释天相托。素面背光。底为素面长方形基座。基座刻发愿文：“天保二年五月一日，清信士女佛弟子张双卧为亡夫杨早造弥勒下生像一区，举高尺八，愿使亡夫舍秽讬生，得妙净果，并及眷属，居得常乐。”
    弥勒是佛教造像中的主要神祗之一，以交脚菩萨装形象出现多集中在敦煌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等大型石窟中，北魏时期居多。但在河北定州一带，北魏时期的却较少，直至北齐时期才成为造像的主要题材之一，反映出河北定州地区弥勒信仰的独特性。该像1953－1954年出土于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


刘氏造白石思惟菩萨像，北齐，残高44.5cm，宽34.3cm
　　思惟菩萨头戴花蔓冠，修眉细目，面部丰腴，右手支颐，右腿抬起，左腿下垂呈半跏趺坐。左右雕刻龙纹双树及二胁侍，均残缺。尊像底部基座四面皆刻有图像：正面底层为双狮，狮头相对，卷毛，双睛突出，足前伸。中层双力士托炉，外侧为6名供养人，有的手持香宝子，有的从香宝子中拈香，供养人大小、姿势各不相同。上层中间为博山炉，炉外饰莲茎，二童子坐于莲花上，手中托桃状物，最外为二飞天、二力士。左侧底层为4名神王，神王右腿盘坐，左腿支撑，面似沙弥，头梳髻发，上身赤裸，下身著裙，双臂飞帛缠绕，从左向右依次为羊神王、鸟神王、火神王，另一神王所持之物不明，故不能判断其身份。中层为伎乐，有的吹排箫，有的双手持桴击鼓，有的双手击打腰鼓，还有的吹横笛，服饰与神王相同。上层为4名供养人，一名蹲跪在一佛龛边，外侧二名供养人手持香花，著世俗装，刻供养人名字。右侧底层为4名神王，自左至右分别为河神王、风神王、山神王和树神王。中层为伎乐，分持排箫、觱篥、笙和琵琶。上层的4名供养人与左侧相同，但佛龛移至一侧，亦刻有供养人名字。基座背面一供养人手持香花，刻有“刘元后妻张婴”、“朔卅日甲午”等字。此像内涵丰富，构图有序，为单体造像所罕见。此像于1953－1954年在河北曲阳出土。


陈思业等造释迦、多宝佛，北齐太宁二年（562年），残高35cm
    释迦、多宝二佛并列，皆一手施禅定印，一手施无畏印，结跏趺坐（身躯部分残缺）。二佛身后为一桃形背屏，下为长方形须弥座。像外侧有盘龙立柱及二胁侍（已残失）。基座正面中间为二地神托举博山炉，地神之间夹有兽面，其旁是二护法神，左侧为持骷髅的鹿头梵志，右侧为持鸟的婆薮仙，二者相对，半跏趺坐，身穿窄袖袍服，足著靴，护法神的外侧有狮子和力士各一。基座背面发愿文为：“大齐太宁二年二月十五日，佛弟子陈思业、弟僧会、比丘法巽、弟辉宾等，为亡□并祖亲、又为亡父□□母、己身眷属，敬造白玉释迦父母像一区，因沾斯得，愿令居家大小、亡过现存、七世先亡，往生西方无量寿佛国，又□兴康延，兄弟□□，共登正道，无边法界，一时成佛。”此白石造像出土于河北曲阳。
    有关鹿头梵志与婆薮仙之题材在与此件作品一同出土的两件白石造像上也可见到。一件为北齐思惟菩萨像，其基座题材与此件相同，鹿头梵志与婆薮仙头罩巾状物，著靴，形象较上述者更为清晰。另一件为北齐乾明元年（560年）释迦、多宝像，鹿头梵志与婆薮仙介于狮子和力士之间，侧身面向中间，双手持鸟与骷髅。鹿头梵志与婆薮仙形象在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及一些造像碑中均有发现，有些学者将其视为释迦的守护神，认为它是伴随释迦而出现的，但曲阳出土的石造像上鹿头梵志与婆薮仙却是与释迦、多宝及思惟菩萨等组合成一组。显然，其护法范畴应更为广泛。另外，其它地区的婆薮仙与鹿头梵志多为头发卷曲、高鼻深目的胡人形象，而曲阳所出3件虽著胡服，却是汉人形象，这也是此一题材的地方特色之一。  

白石雕王起同造观世音像，30cm
　　观音头戴柱状宝冠，发髻中分，头略前倾，与背光分离，中有石柱相连。舟形背光，外层区域线刻火焰纹，内层区域刻锯齿纹。同心圆形头光，内刻莲瓣纹。观音饰项圈，披帛呈双U型在腹前交叉，至膝上折绕臂下垂。其右手上举，原应持莲蕾，已残失，左手下垂持玉环，下身着长裙，裙摆曳地外侈。观音跣足立于覆莲台上，莲瓣尖形，中间起棱。四方石座右、后侧面阴刻发愿文：“真王五年，佛弟子王起同造观世音像一区（躯）。上为皇帝国主、七世父母、现前居家眷属、遍地众生，离苦得乐，行如菩萨，得道成佛。”此石像为1954年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一批石造像中的一件，本身带有纪年铭，是研究北魏晚期造像艺术及历史的宝贵资料。


白石雕杨天仁等造弥勒像，高33cm
　　弥勒身披“褒衣博带”式袈裟，下著女裙，袈裟下摆及裙摆覆座。衣裙之纹饰曲折，层次分明，即羊肠式回曲纹样。衣褶厚重，横断面呈三角形。佛头与背光上部均失，背光外层为火焰纹，内层为锯齿纹。
　　方形石座右、后侧面刻发愿文：“真王五年正月八日，上曲阳城内唯那杨天仁等二百人邑义为亡邑义造弥勒像一区（躯），上为皇家，下为受苦苍生见（现）存义邑同生净国，在生□□□佛□法，愿愿成佛，所求如意。”
    此石像亦为1954年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石造像中的一件。

陶马，北朝，高20.9cm
    马四足直立，头瘦长，系笼套，颈部系双带，胸前有花状饰物，可能象征铃铛。鞍鞯处饰障泥，障泥印刻精美的图案。
    北朝由于北方战争频繁，马的需求量大，对马的重视程度甚高。陶马的造型在沿袭汉朝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变化，马头瘦小而长，前部略尖，马鞍及障泥等更注重装饰。此马设计巧妙，动感强烈，为此一时期陶马的典型代表作。

红陶高髻女立俑，五代南唐升元七年（943年），高49cm
　　女俑圆脸丰润，高髻，双手置于胸前。内着抹胸，外穿对襟大衣，衣外加云肩华袂，腰系丝带，长袖下垂，裳外微露出上翘的鞋头。
　　从其华丽的服装、雍容的气质分析，此女俑象征着一位地位相当尊贵的妇女形象。在塑造手法上，它继承了唐朝雕塑的优秀传统，如敷粉、施朱、面庞圆润等，依稀可见唐朝风韵。此女俑1950年出土于江苏江宁祖堂山南唐烈祖李昪的钦陵，所以其不仅是五代雕塑的珍贵遗存，也为我们研究南唐宫廷生活提供了形象的资料。

铜鎏金观世音像，隋开皇三年（583年）常聪造，高18.5cm
    菩萨头微前倾，戴宝冠，宝缯垂肩。深目高鼻，面容端庄慈祥。脑后有插榫，原应有项光已失。右手上扬持杨柳枝，故又称杨柳枝观世音菩萨像，左手下垂提净瓶。菩萨颈佩项圈，身挂璎珞。披帛跨肩，一端由左肩绕腹缠右臂垂下，另一端从右肩绕膝缠左臂垂下。下身著长裙，裙腰外翻，跣足立于束腰仰覆莲圆座上。座下沿阴线刻铭文：“开皇三年岁次癸卯九月廿八日，佛弟子常聪为息明汪敬造观世音像一躯”。此像铸造精良，是隋代观世音像中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


铜菩萨立像，隋大业三年（607年），高20.5cm
　　菩萨头戴花蔓冠，宝缯向两侧呈锐角下垂至肩部，面形略长，眉目低垂。披帛于腹前呈X形交叉后反折于肘复下垂，裙摆两侧略外侈。菩萨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愿印，跣足立于宝相覆莲圆形座上。身后头光为椭圆形火焰，身光附有雕饰莲花及荷叶等纹样的莲瓣纹头背光。背光顶端尖锐，边有郭。座为四足床趺，床趺正中有分铸组合的莲花、莲蕾雕饰，四足略外侈。床趺镌刻“大业三年四月廿三日佛/弟子/信都/旃通/为法界众生普/同利益敬造像一躯”铭文。该像造型精巧别致，极富时代特征，是六世纪时金铜佛造像中的主流形式像例。


铜鎏金卢舍那法界佛像，高15cm（底座失）
　　此尊佛像高肉髻，面形浑圆，两眉拉长，间距较窄，双耳垂至颈部，神情端严肃穆。右手作说法状，左手扶于膝部，结跏趺坐于阶梯式双瓣覆莲高座上。法衣上左右肩分别雕饰日、月，日中刻有三足乌，月中刻桂树和玉兔。佛胸前雕一悬浮于空中的宫殿。座帐呈倒山字形下垂，左右两侧分别雕牛头人身像和竖发大口瘦身人像，中间雕一齿轮状物，上面刻划两道弦纹带。该像构思巧妙，层次分明，纹饰疏密得体。
　　卢舍那佛是华严教教主，华严教徒依据《华严经》，在佛法衣上绘塑世界诸形像，试图将“佛陀即法界”的思想形象化，塑造出了卢舍那法界佛像。古代工匠在有限有空间内发挥无限的创造力，使其高超的技艺在造像中得以充分的体现。这种特殊形态的佛造像传世作品极少，对于研究佛教史和佛教造像艺术具有重要的价值。

luogan

看了这个我又想起了中学时代学的一偏

文章。。道士塔。。

还在我们博物馆的有那么多

那么流如到外国的呢。。。


又有多少是其他国家或泽是私人的收藏。

我们总是在抱怨我们祖国的软弱。


又有没有想过我们人性的缺失。。

有人说中国人我们有牛的特性。喜欢群居。

又兢兢业业。。或许我们的一生也被这样
的特性限定主了吧。。

莎木

舜子耕田砖雕，北宋，高19.5cm，宽26cm，厚3cm
    砖长方形，砖面内凹凿成壸门状，正上刻有“舜子”2字。画面上小鸟在天空中飞翔，两头大象与三头小象正在耕地，舜子在后面挥鞭播种。
    舜子即帝舜，名重华，父名瞽叟。瞽叟在舜母死后娶后妻而生象。瞽叟喜欢象而憎恨舜，常欲杀之。一次，瞽叟与象令舜凿井，舜担心会出意外，在凿井时预先从旁边留了出口。瞽叟与象见舜在深井之中便埋土填井，想置舜于死地，舜只得从旁口逃出。尽管如此，舜依旧孝顺父亲，关爱兄弟。尧很赏识舜的孝行，后来就将帝位传给了他。舜称帝后，载天子旗，朝见瞽叟，依然恭敬孝顺，而且还封象为诸侯。
    最初舜的孝行图像是瞽叟与象埋土填井这一场景，宁懋石室还有“舜从东家井中出去时”的榜题。但后来不知为何，转而成为舜耕种田地、大象为之犁、百鸟为之播谷这一场面。据《孝子传》载，舜从井中脱逃后，在历山躬耕种谷，天下大旱，民无收者，只有舜种之谷获得丰收，舜就将米粜给饥民，使许多灾民得以度过难关。
    在家能孝亲友弟，出外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舜子之孝，可谓大矣，因此他牢牢占据了二十四孝的首席而从未变位。

蔡顺拾桑砖雕，北宋，高19.5cm，宽26cm，厚2.8cm
    砖为长方形，砖面内凹凿成壸门状，正中上刻“蔡顺”2字。图中右侧一人，头裹巾，巾带飘动，身穿圆领袍，衣上有花纹，腰间束带，足穿长筒靴，左足抬起，右足下垂，坐于石台上，身后立一披甲持刀的护卫。左侧者身穿交领上衣，腰后束系袋子，下穿裤，躬身拱手，作恭谦状，其前有一袋米和两只牛蹄，身后为一盛满桑葚的竹篮。画面背景有山石树木点缀。
    “拾葚供亲”是二十四孝故事之一。蔡顺因家贫无粮可食，拾桑以供母。每次都将拾到的桑葚分成两部分，黑者奉母，白者自食。一次在山中拾桑，路遇赤眉军。赤眉军本想抢劫蔡顺，却为其孝行所感动，遂赠其牛蹄与米。从画面上看，右方高大者当为起义军的首领，左侧恭谦者应是蔡顺。为了表彰孝行，在正统道学家眼里的绿林贼子都成了歌颂的对象，真是孝感天地了。  

曹娥投江砖雕，北宋，高19cm，宽26cm，厚3cm
    砖长方形，砖面内凹凿成壸门状，上刻“曹娥”2字。画面上曹娥长袖掩面，手中拄杖，沿江行走。
    曹娥之父为巫师，因在江涛中迎婆娑神不幸溺水身亡，不见尸骸。14岁的曹娥沿江哭号，昼夜不息，最后投江而死。曹娥死后，县长度尚悲怜其义，为之改葬，命邯郸子礼为之作碑，刻以诔辞，这就是碑帖史上著名的曹娥碑。
    有关曹娥碑，还有一个故事。传说曹操与杨修过曹娥碑下，见碑背题有“黄绢幼妇，外孙齑臼”8字，甚是奇怪。其实所谓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此处暗喻“绝妙好辞”4字。杨修顿悟，曹操骑在马上，苦思30里方解其意，不由长叹一声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


陆绩怀橘砖雕，北宋，高19cm，宽26cm，厚3cm
    砖长方形，砖面内凹凿成壸门状，上刻“陆绩”2字。画面右侧树下端坐者为袁术，左侧低头躬身者是六龄童陆绩，一颗橘子滚落在地。
    陆绩的故事见于《三国志》。陆绩，字公纪，吴郡人。他6岁的时候，在九江见到袁术。袁术给他橘子吃，他怀揣了3个，在告辞时橘子不慎滚落在地。袁术问他为何怀揣橘子？陆绩回答是想带回家给母亲吃。袁术为一六龄童能有如此举动而大感诧异。陆绩怀橘遗母属古代二十四孝故事之一，与孔融让梨有些相近，但在儿童中流传更广的孔融却未入二十四孝之中，不知何故。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不一定皆以天下为己任，非要干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不可，倒常常是在平凡的小事中看出其情趣，见得其真情。陆绩怀橘的故事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丁兰事木母砖雕，北宋，长20cm，宽26.4cm，厚3cm
    画像砖长方形，内凹凿成壸门状。正中上方刻“丁兰”2字。中央浅浮雕一老妇拱手坐于菱格纹座椅上，前为长方形桌，桌面铺布，桌上摆放水果，中央高足托盘上置一带盖容器。左侧女子缩颈，双手相交于腹部；右侧男子身体前倾，头上罩巾，身穿圆领袍，腰中系带，双手握于胸前。二人小心恭谨地侍奉于左右。
    曹植《灵芝篇》：“丁兰少失母，自伤早孤茕。刻木当严亲，朝夕致三牲。”唐徐坚《初学记》卷十七引孙盛《逸人传》讲了丁兰的故事：丁兰自幼失去双亲，长大后便用木头刻出双亲的模样，朝夕供养。邻居张叔的妻子向丁兰妻借东西，丁妻询问木人，见木人有不高兴的样子，就没有同意。张叔喝醉后便来责骂木人，并用手杖敲木人的头。丁兰回来后，看见木人不高兴，就问妻子原委，得知大怒，提剑便杀了张叔。官吏前来缉捕，丁兰欲逃走，临行见木人为之落泪。郡县官吏得知后，夸奖丁兰的至孝以令神明感动，为之画像进行宣扬。
    丁兰刻木事亲图像，目前所知最早者为东汉晚期山东嘉祥武梁祠石室画像，北魏孝昌三年（527年）的宁懋石室线刻中也有发现，形象或为母亲，或为父亲，也有刻划双亲的，至北宋基本定型为母亲形象，此砖雕可为一例。丁兰刻木为严亲，以了思亲之情，本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若真把木人当作活人，为之闹出人命，却不免迂腐，而后人不察，又编出种种神异故事，就未免显得荒诞不稽了。  

老莱子砖雕，北宋，长19.2cm，宽26cm，厚3cm
    画像砖为长方形，砖面内凹呈壸门状，正中上刻“老莱子”3字。老莱子的父母坐在长方形桌子后面，背后树枝婆娑。左下角为老莱子，面向双亲，双腿下跪，两手各持一玩具，地面上放有4个木偶，树下摆放一鼓，鼓上置两杖。
    据传，老莱子本是春秋时期楚国隐士，后来不知怎的传为他为尽孝道，都年过70了，还穿着五彩斑斓的衣服，在父母身边作小鸟状，以博父母一乐。老莱子的图像，现存最早的为东汉晚期山东嘉祥武梁祠石室画像，宋、金时期北方地区的墓室内发现尤多，多表现为老莱子手持鼗鼔（即拨浪鼓），后也有描绘老莱子将挑水桶摔在地上的内容，意在表现老莱子装成天真烂漫的儿童，为的是让双亲觉得他们自己还未衰老。老莱子的孝行故事后来发生了变化。后人将其说成是从堂上取水，故意跌倒，将水洒在地上，装作小孩啼哭。
    使用“诈”的方法描述孝亲，并让孩子们学习效法，是鲁迅最为反感的。他在《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说道：“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污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老莱子即是一例，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  

睒子鹿乳奉亲砖雕，北宋，高31.5cm，宽30cm，厚4.5cm
    砖近似正方形，砖面内凹凿成壸门状。画面右侧骑马者张弓射箭；左下一人，身披鹿皮，旁置提梁壶，双手握住飞来之箭，似在向骑射者解释什么。此幅画面描绘的当为二十四孝中睒子鹿乳奉亲故事。睒（音陕）子，也称郯子，其父母年老，俱患双目，思食鹿乳。睒子披鹿皮，装扮成鹿，在鹿群中取奶。一次，遇见打猎者，睒子只得脱下鹿皮，以实情相告。睒子的孝行感动了神灵，其父母的眼疾也不治自愈。
    此故事源自佛经。据十六国时期佛教僧人释圣坚所译《佛说睒子经》记载，过去有一对双目失明的长者夫妻入山求道。一切妙行菩萨悲悯其意，投胎生于长者之家，取名睒子。睒子至仁至孝，年过10岁，穿鹿皮之衣，提瓶取水。时迦夷国王入山射猎，引弓射死睒子。睒子父母为其祈祷，释梵四天为睒子口灌神药，拔下他身上的箭，使他复活，父母惊喜，双目皆开。敦煌莫高窟北魏时期的睒子本生故事画描绘的就是这一内容。后人将这一外来故事加以改编，使睒子成为周朝之人，将披鹿皮取水变成取鹿乳孝亲。
    华夏文化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它不断吸取外来文化之精华，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内涵。将具有孝悌内容的佛教故事融入其中，为我所用，睒子孝亲便是其中一例。

闵子骞劝父砖雕，北宋，高19.5cm，宽26cm，厚3cm
    砖长方形，砖面内凹凿成壸门状，上刻“闵子骞”3字。画面上共5人，左右为闵之父母，中间为闵氏兄弟3人，小弟正牵着母亲的衣角，不欲其离开，大弟独自掩面哭泣，闵子骞躬身拱手，正在劝其父改变主意。
    闵损，字子骞，春秋时鲁国人，孔子的学生。闵子骞后母不慈，只知护爱自己生的两个孩子，对他一点也不关心。冬天来临，后母所生之子穿很厚的棉衣，而闵子骞却穿着塞满芦花的衣服，看上去很厚却不能御寒。闵父知道后，欲出其后母。闵子骞哭泣劝父说，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父亲改变了想法，后母也因此而感悟，待之若己生。后人称赞道：“闵氏有贤郎，何曾怨后娘。车前留母在，三子免风霜。”  

杖鼓伎乐人物砖雕，高30.5cm，宽16cm
    伎乐人头上包裹幅巾，幅巾上簪花。身穿长袍，腰中系带。杖鼓横置，悬挂腰间。头向左微侧，左手上扬，右手执桴，击打鼓面。此与《梦溪笔谈》卷五“唐之杖鼓，本谓之两杖鼓，两头皆杖。今之杖鼓，一头以手拊之”记载相吻合。它表明辽宋金时期杖鼓的演奏方式有了变化。
    辽宋金元时期，戏曲与说唱的种类很多，如嘌唱、叫声、唱赚、覆赚、鼓子词、淘真、涯词、诸宫调、社火、杂剧、大曲等，除大曲外，其它演唱形式都比较灵活，场面也不大，伴奏的乐器有时只有拍板、板鼓等一二种。而大曲则规模庞大，使用的乐器包括大鼓、杖鼓、拍板、觱篥、排箫、笛、琵琶、笙、方响等，其中大鼓与杖鼓尤其不可缺少，如白沙宋墓大曲壁画、宣化辽墓大曲壁画、襄汾南董村金墓砖雕等，皆以大鼓、杖鼓为中心。从制作手法与艺术风格考察，此件作品与山西襄汾南董村金墓砖雕相似，时代应与之相同，地点可能在襄汾、侯马一带。值得一提的是，伎乐人头上的簪花，不禁使人想起明代画家陈洪绶所绘《升庵簪花图》。杨升庵被贬滇南，簪花过市，人以为怪。其实，簪花之风，在隋唐宋金时期非常普遍。北宋朝廷举行御宴，“真宗与二公（陈尧叟、马知节）皆带牡丹而行……真宗系取头上一朵为陈簪之。”“寇莱公为参政，侍宴，上赐异花。上曰：‘寇准年少，正是戴花吃酒时’，众皆荣之”（以上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梦梁录》卷六云：“凡遇圣节、朝会宴，赐群臣通草花……自训武郎以下，武翼郎以下，带职人并依官序赐花簪戴。快行官帽花朵细巧，并随柳条。教乐所伶工、杂剧色，诨裹上高簇花枝。”头上簪花，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社会风俗提供了形象资料。  

铜铸释迦牟尼像，高21cm，宽15.8cm
　　像高螺髻，眉间有白毫，低眉信目，尖鼻，大耳，著袒右肩袈裟，左手施禅定印，右手施触地印，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上。座后刻铭云：“出家释子智威睐丁男仲仁贵仲仁智仲仁寿信眷杨氏单奇一家善眷等发心铸释迦佛一家南无诸佛加被星天护持此世来生福报无尽岁次丙子至元二年八月望日谨题。”
　元代金铜佛像具纪年者比较少，此像具有典型的“梵式”造像特征，是研究元代佛教造像的珍贵资料。

铁罗汉像，明弘治十年（1497年）造，高117cm，宽74cm
    罗汉前额突出，长眉，眉间有白毫，双眼略向下视，鼻直口方，耳垂阔大。双手残，身穿袈裟，结跏趺坐。袈裟前右下铸阳文“大明弘治丁巳年造，太监姚举施”13字铭文。该像原应有座，现已失。
    这是一尊由太监姚举出资铸造的罗汉像，至于施主的具体情况现已无从查考。太监信佛，历朝皆有，如唐朝著名太监高力士曾多次向寺院布施，但如明朝信佛太监之众却比较少见。从《日下旧闻考》等文献中可知京城及其附近的许多庙宇都与太监有关，如北京大钟寺博物馆所藏明代铜钟，由太监捐钱铸造者为数不少，涉及人数约在百人以上；故宫博物院所藏一件明朝泥塑人物像，原藏北京房山上方山兜率寺，明万历间，司礼兼掌印太监冯保等人曾施舍重建该寺，据传该像便是冯保供养像。太监尊崇佛教，除本身笃信佛教、期冀来世人性不再被扭曲外，更重要的是向帝后邀宠。有明一代，帝后信佛者不乏其人，太监投其所好，许多发愿文中都明确写有奉为某某皇帝、皇后敬造，或者皇帝万岁万万岁等字样，而相应的寺额则多为皇帝所赐，由此可见太监们的施舍得到了一定的回报。  

铜水月观音造像，高15cm
　　该像眉间白毫相，头戴花蔓冠，宝缯于两侧垂肩而过，胸前饰缨络，左胸处雕刻人头样饰物。披帛绕过肩臂后，右手将其一端提起并垂吊于下，另一端顺左臂而垂下。像身着长裙，下摆覆座垂于足上。水中观音以磐石为座，呈游戏坐姿，左足垂蹬于石上，右足上曲支地，右臂搭放于右膝上，左手掌心撑地，神态安详宁静，犹如正观赏水中月影一般。
　　水月观音为三十三观音之一，在密教中即现胎藏界曼荼罗观音院之水吉祥菩萨。水月观音像在我国的一些寺院中多有供奉。唐代著名画家周昉曾赞美水月观音“颇极丰姿，全法衣冠还近闾里。衣裳劲简，彩色柔丽。菩萨端严，妙创水月之体。”这对晚唐五代时期的造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宋元时期供养水月观音成为时尚，直至明清时期仍可见其影响。尤其是水月观音像的游戏坐姿，在其它菩萨造型中也常被采用。该像左胸所饰之物在其它同类造像中极为罕见，其涵义需进一步研究。该像雕刻细腻，形象生动，具有时代风格，是明代水月观音造像之精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周府造铜鎏金佛坐像，高6cm
    释迦像发作螺髻，手施禅定、与愿印，身著袈裟，结跏趺坐于莲台上。莲台下为六角束腰须弥座，须弥座束腰间刻发愿文云：“周府欲报四恩，命工铸造佛相，一样五千四十八尊，俱用黄金镀之，所以广陈供养，崇敬如来，吉祥如意者。洪武丙子四月吉日施。”周府可能是周王府简称。《明史·卷一百十六》载，朱元璋第5子朱橚，初封吴王，洪武十一年（1378年）改封周王，十四年（1381年）就藩开封。二十二年（1389年），朱橚弃藩就凤阳，帝怒，使居京师，二十四年（1391年）归藩。后因有谋逆嫌疑，复召还京，锢之。成祖入南京，复爵。洪熙元年（1425年）薨。
    这种铜鎏金佛造像，除北京故宫博物院有数件收藏外，还见于上海、北京及日本等公私收藏。从鎏金、发愿文保存情况看，应以此件为佳。上述造像反映出明代王府热衷佛教造像的现象。  

铜鎏金尊胜佛母坐像，明永乐年造，高19cm
    佛母头戴宝冠，三面八臂，手中持化佛、十字交杵、弓箭、绳索、宝瓶等物，结跏趺坐，二飘带从腿下前伸至座前。底板中刻阴阳纹，外为杵状物，有连珠纹装饰，施朱，表面银亮，此均为“永乐”、“宣德”款铜造像的典型特征。
    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为了政治上的需要，铸造了一定数量的佛像，以颁赐给西藏的高僧和政界要人。这类佛像面相方中见圆，五官匀称，眉眼细长，静穆柔美，略带笑意，衣饰华丽精美，为明朝初年宫廷造像中的精品。

“永乐”款铜镀金弥勒像，高23cm
　　弥勒面相方中见圆，丰满端正，五官匀称，眉眼细长，静穆柔美中略带笑意。细腰宽肩，肩、腰呈倒三角形，肩上有莲花与壶各一。宝冠、缨珞、项饰、耳当等装饰繁缛。底座为双层仰覆莲，莲座上下各有一周镶嵌整齐的联珠纹，座上部中间錾刻“大明永乐年施”。
　　“永乐”款铜造像是明朝廷专为颁赐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宗教界上层人士而铸造的。铸造者选用了上乘铜材与先进的铸造技巧，融合藏、汉两地造像风格而成。“永乐”款铜造像豪华精美，在众多造像中独树一帜，别开一家风貌。

铜鎏金文殊像，明永乐，高20.5cm，宽14.5cm
    文殊头戴宝冠，绀发，宝缯在耳后扎花结，呈“U”字形。面庞方形，修眉细目，眼睛微闭，庄重中蕴含慈祥，鼻高直，耳饰珰。颈有三道，胸饰璎珞，著披帛，下身穿裙，双手持莲茎，两肩各有莲花一朵，莲花上放置经箧和宝剑。结跏趺坐，臂、腕、足有钏。仰覆莲花座上饰连珠纹，座上部錾刻楷书“大明永乐年施”。
    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为了政治上的需要，铸造了一定数量的佛像及法器颁赐给西藏的高僧和政界要人。这类佛像，除现存西藏文物管理部门者外，故宫博物院尚收藏20余件，题材包括文殊、弥勒、观音、尊胜佛母等，其衣饰华丽精美、丰富繁缛，有明显的宫廷造像风格。


黄铜鎏金释迦牟尼坐像，明永乐，高22cm
    此释迦牟尼像，绀青螺发，顶有鎏金宝珠，面庞圆润，额有白毫，修眉细目，双眼略向下视，直鼻，唇微张，双耳下垂，耳垂中空。颈施三道弦纹，身穿袒右肩袈裟，结跏趺坐，右手施触地印，左手结禅定印。底座为双层仰覆莲座，仰莲花瓣略短，覆莲花瓣稍细长，仰覆莲瓣之间夹成锐角，莲座底部略大于上部，平稳匀衡。莲座上下层各镶嵌一周整齐的连珠纹。基座上部中间錾刻“大明永乐年施”款。
    永乐款铜造像素以衣饰华丽精美、装饰丰富繁缛称著于世，尤其是宝冠、缨珞、项饰、耳珰的精细雕刻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此件造像简洁生动，质感极强，所用铜质之精，鎏金工艺之美，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神情表达之准确，洵为有明一代佛教造像的上乘之作。  

高义造铜沙门像，明正统九年（1444年），高21cm，宽17.5cm
    造像铜质，作沙门形象，光头，眉间有白毫，双眉修长，两眼微闭，大耳下垂，身穿袈裟，袈裟幅边有装饰。结跏趺坐，左手平置腹前，手中托宝珠，右手握拳，中空，坐于须弥座上，座前正中有一小兽，仰头向上。座背面刻“大明正统九年岁次甲子，造佛人高义”款识。
    从形象上分析，此造像应为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因“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秘藏”而得名，他与文殊、普贤、观音并称为中国四大菩萨。他处于释迦涅槃之后、弥勒未生之前，发誓要尽度六道众生，拯救诸苦，始愿归成正果，因此也被称为“大愿菩萨”。供养地藏，可得土地丰壤、家宅永安、先亡生天、现存益寿、所求遂意、无水火灾、虚耗辟除、杜绝恶梦、出入神护、多遇圣因等10种利益。据《大方广十轮经》记载，地藏形象出现在北凉时期，唐、五代、两宋时期广为流行，并持续到明清。民间信仰尤甚。其形象主要有沙门、菩萨两种。沙门形一般身穿袈裟，一手持锡杖，一手持宝珠。此像左手托有宝珠，右手中空，推测原来所握者为锡杖。此为研究明代地藏信仰的珍贵资料。  

神像铜板，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宽13.3cm，高20.5cm
    铜板正中神像头上束冠，眼睛略向下视，浓眉粗鼻，络腮胡须。身穿铠甲，飘带自头顶扬起，缠绕双臂，双手按于腿上，右手原持有物，现已失。双脚著靴，登在一轮状物上。像侧及底部铸刻“太上敕命，赤心忠良，直报无私，万历十六年五月弟子王全河发心，匠人王登选铸造”等铭文。铜板边缘饰三道弦纹，上部有二圆孔，当为悬挂之用。从铭文可推测，此神仙应与道教神祗有关。元、明、清时期，道教盛行，民间信仰尤甚，此神像便是这种信仰的真实反映。   


“石叟”款观音坐像，高14.6cm
　　观音直鼻，小口，目光慈祥，庄重娴雅，衣纹随形体处理，简洁流畅，手、足、发刻划准确、细致，嵌银丝，背嵌“石叟”款。像原藏于清宫。
　　“石叟”款铜造像区别于一般宗教造像，在于其高超的艺术性，对作品美的追求远远超出了供奉崇拜的实用要求，特别是对塑造对象神韵的把握，更非普通工匠所能企及。而造像所用铜质，系经过反复冶炼，剔除各种杂质而成，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铜达摩造像，高19cm
    拨蜡法铸造。头顶光亮，四周毛发卷曲，唇、鬓蓄须。首微低，面容清癯，上身袒露，小腿一结跏盘坐，一直立，双手搭于膝上。
    对苦修的刻划，中国与印度略有不同，同是瘦骨嶙峋、突出筋骨，印度在表现释迦牟尼修行时，多以禅定形象出现，而中国在刻划达摩形象时，常出现舒缓自在之姿，给人以亲近之感。  

铜观音像板，明，高16cm，宽11.2cm
    观音居中，半跏趺坐于莲花上，高梳发髻，圆形头光，右手扶膝，左手持柳枝。善财居左，足踩莲花，双手合十，拜向观音，其头上方的仙鸟口中衔手珠一串，展翅飞翔。龙女居右，双手捧净瓶，背后衬以竹子。观音所坐的莲花之下波涛汹涌。像板背面铸刻阳文6列，列8至10字不等，铭文为：“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怛只哆，唵，伽囉伐哆，伽囉伐哆，囉伽伐哆，娑婆呵，天罗人，地罗人，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灰尘。”观音与善财、龙女及净瓶、仙鸟等一同出现为明清时期常见题材之一。此像板之构图与铸刻技法在同类题材作品中属上佳之作。  

泥塑人物像，明代，高59.5cm，宽18cm
　　人物头戴乌纱帽，身穿圆领衣，衣饰描金红彩，腰佩方带，带左侧挂流苏垂至膝下，右手腕套一串念珠，双手合十于胸前。此像原藏北京房山上方山兜率寺，明万历年间，司礼兼掌印太监冯保等人曾施舍重建该寺，据传，此像便是冯保的供养像。
　　在封建社会，宫廷太监信奉佛教者不乏其人。明代由于许多帝后信佛，太监们更是踊跃出资修庙立寺，塑造真身。法国集美博物馆所藏的30余幅水陆画即为明景泰五年（1454年）御用监太监尚义、王勤等奉命提督监制；法海寺壁画为英宗朝太监李童募捐修造；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代铁罗汉像则是弘治年间太监姚举铸造；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陈列的古钟里，为太监集资铸造者亦数量不少。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太监们的如此举动，一方面是为了讨好主人，得到现世的荣华富贵；另一方面则期冀来世投生朱门，不再为太监，免受世人的讥讽与嘲弄。  

琉璃持钵佛像砖，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高21.5 cm，宽14.6cm
    佛螺髻，大耳，面颊略长，左手下垂，右手持钵，身穿蓝色袈裟，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上。砖上侧有印文 “永乐寺佛塔”，两侧各有印文一列，右为“京西宝君山永乐寺烧”，左为“大明永乐二十一年造”，砖顶部尚印有“大明官窑”4字。砖背面有6道凸起横棱，为与塔体镶贴之用。
    明永乐时期，盛行使用琉璃修造佛像、佛塔，南京著名的大报恩寺塔便是永乐皇帝为其生母所造。有关京西宝君山永乐寺目前尚未发现文献记载，故宫所藏两件永乐寺琉璃持钵佛坐像可填补文献之阙。从时间上分析，永乐寺应建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而所烧琉璃又皆出自官窑，很可能与政府佛教政策密切相关。

瓷塑送子观音像，高33cm
　　该像头束螺式发髻，披斗篷式袈裟，胸间饰缨络，手腕饰玉镯，赤双足呈半跏趺坐姿坐于高座上。神情娴淑，姿态端庄。其怀中抱一小儿，小儿呈立姿，左手执元宝，右手扬掌偏外作与人状（即满愿状）。在观音右侧饰有经函卷，下设紫檀木雕底座（后配）。瓷塑胎质略显粗糙，釉料乳白中微泛青。此像将人物雕塑的生动传神，在衣饰和手势的处理上颇具匠心。送子观音题材的造像在北宋时期即已有之，到明清时期大量出现。《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云：“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送子观音像即典出于此。从该像的胎质、釉色及人物形象特征看，与康熙年间德化窑所出作品相似。人物造型接近生活，为人们喜闻乐见，具有较强的艺术观赏价值。

德化窑达摩立像，清，高25cm
    达摩头戴巾帽，虬髯卷曲，面侧向右，拱抱双手。袈裟下部外侈，似被风吹动而翘起。下著裙，左足呈露于外，足下为汪洋大海。达摩明眸深邃，凝视远方。
    德化窑佛教人物瓷塑吸收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造像的优秀传统，表现出超凡绝俗之轩昂气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聪明睿智，令人仰之弥高。同时，又根据各种神祗的不同特性大胆创新，兼顾了平民百姓的审美取向，和蔼可亲却无媚俗之态，融神之品相、人之魅力于一体，令人凛然起敬却不生畏惧。
    德化窑之所以生产出优秀的瓷塑作品，与其使用的瓷土及烧制技术密切相关。
    首先，德化窑瓷土中氧化硅含量较高，其在高温作用下常常呈出玻璃的光泽，胎体细密，透光度好。其次，从釉色上看，一般窑址的胎釉由于氧化铁的含量较高，所以白瓷或泛黄，或泛青。德化窑使用的胎釉氧化铁含量低，氧化钾含量高，烧造时采用中性气氛，克服了白瓷纯净度不够的缺憾，其釉色更加纯净，光照之下，尤为明亮。再次，瓷塑家充分掌握了瓷土烧制过程中的收缩度，利用这种收缩度使作品的立体质感更加突出。
    此达摩立像色泽单纯晶莹，雕塑的艺术美与材料的质地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纯白为基调，摒弃彩饰，更强化了达摩不同凡响的精神境界。此件立像在有清一代众多的瓷塑精品中独具风韵。  

铜鎏金无量寿佛坐像，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高20.5cm
    佛像由无量寿佛、背光、底座三部分分铸、插合而成。无量寿佛由紫铜锤打制成，头戴宝冠，面泥金，胸饰缨络，臂饰宝钏，著袒右肩衣，衣下垂至底座正面中央，双手托瓶（宝瓶已失），结跏趺坐。背光呈葫芦状，外饰火焰纹，头光及身光部分透空。底座外侈，四角饰变形莲花纹，正中錾刻“大清乾隆庚戌年敬造”款。像身系有黄签，上写“览利益紫金琍玛无量寿佛，五十五年四月十五日收，造办处呈。”
    乾隆时期铸造佛像甚多，年款一般刻为“大清乾隆年敬造”、“乾隆年造'、“乾隆敬装”等，提及具体年款的以“庚寅”、“庚子”、“庚戌”为多，这是因为乾隆皇帝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按中国传统计岁法，“庚寅”、“庚子”、“庚戌”分别是乾隆60、70、80岁大寿。每逢这些年份，必定要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而进献无量寿佛，祝乾隆皇帝长寿无量，是庆祝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此像系造办处为乾隆80岁圣诞铸造的，并于四月十五日进献，由是可见祝寿活动早在乾隆生日之前几个月，便已拉开了序幕。

铜祖师坐像，高18.7cm
    最底部为神兽，兽足蹲卧，上为龟盖，龙头，有尾。龟盖上的童子，四兽足撑，穿肚兜儿，身上驮置鞍状元宝，元宝除正面外皆阴刻花纹。元宝上方中间端坐一祖师，形象接近宗喀巴，头戴尖顶桃形帽，双肩饰花，双手握于胸前，结跏趺坐，底为仰覆莲座。外缘从正面看为四童子，俯视则变为八童子，四童子翻仰，四童子俯卧，这是在童子与童子之间加了腰身，使得其头、足、手等得以双重利用、巧妙变化而成。祖师像背面外刻八卦卦符，内篆刻“大清乾隆”四字。
    此像不仅构图奇巧独特，更重要的是它将汉、藏两种文化，佛、道、世俗等不同观念与信仰，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为清朝藏传佛教造像增添了新的内容。  

金镶东珠菩萨立像，清乾隆，通高49.5cm，宽32cm
    菩萨立像面相端庄，神态自若。直鼻，细眉，双目微睁，两颊丰润。头戴莲花冠，冠顶置宝塔一。上身袒裸，腰肢纤细，下蔽长裙，赤足，立於莲瓣纹的底座上。头部饰项圈、璎珞，璎珞长垂及腹，其上镶嵌珍珠。肩披一条长带，两端自然垂至足下，犹如细纱，线条流畅。右臂抬至胸前，手心向外，拇指捏於食指之端，作说法印。左臂肘部略向外弓，手背朝天，垂於胯下。双臂饰珍珠手镯和臂钏；足上佩带脚镯。像之两侧各立忍冬一株，枝壮叶厚，缠绕而上，至顶端花枝内倾，各盛开一朵莲花。花蕊处生出一轮一罐，宛若透空的背光，分外精美华丽。
菩萨像以黄金铸成，工艺精湛，色彩灿烂夺目，全身镶东珠共182粒，更显豪华富丽，是乾隆年间铸造大批藏传佛教造像中的珍品之一。
    以珠光宝器饰佛像菩萨，亦为清廷佛教艺术之风尚。东珠，产於东北松花江，是满族的发祥地，所产之珍珠被视为吉祥物，为清代王族的御用品，其他人不得配用。  

铜鎏金十一面观音立像，高20.2cm
    观音立像共五层，顶层佛面，红色；次层为愤怒面，黑色；下三层各为三面，本面白、红、绿三色。观音修眉细目，清雅静穆，双耳垂珰，八臂，胸前二手合十，左右六手分持弓箭、莲花、*****、净瓶等法器。上身袒露，左肩处披山羊仁兽，胸饰璎珞，腕、臂、足饰宝钏，肩披帛带，自臂缠绕，垂至裙下，作飞翘状。下着长裙，裙分内外两层，裙褶自然折叠，裙边装饰图案。赤足，足下为覆莲圆座，上下各饰一周连珠纹，座底为十字交杵。座与像插合而成。此十一面观音像系清宫旧藏，从风格上判断为乾隆时期作品。

泥塑雍正像，清，高32cm
    此像与清宫收藏的雍正画像极为神似，面颊清癯，头戴盘龙结秋帽，头后梳辫，白面朱唇，身穿石青云纹对襟长袍，衣纹简练流畅，足登朝靴。
    此尊彩塑雍正像原藏在清代敬奉祖先图像的景山寿皇殿，这里还珍藏着雍正帝其它御用器物，由此可知清代皇室对此像十分重视。此像是养心殿造办处从苏州召募的捏像人捏制的，得到皇家承认，才流传至今，是难得的塑真艺术品。  

彩塑惜春作画像，清，高36.5cm
    此彩色泥塑组像是我国著名的天津第一代“泥人张”张长林的作品。《惜春作画》彩塑取材于清代小说《红楼梦》，以贾惜春在大观园暖香坞作画为内容。惜春正在聚精会神地运笔作画，两旁少女二人一坐一立，正在会心地欣赏惜春的传神妙笔。
    清代城市经济的发达促使泥塑木雕商品化，朴素大方，明朗健康。耐人观赏的雕塑艺术品不仅可以点缀贵族官僚文人士大夫的高堂书房，而且也极适应城乡广大群众的需要。“泥人张”的作品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玉璇”款寿山石雕罗汉像，宽5.5cm，高7cm
　　罗汉内著交领衣，外披袈裟，双手端捧宝塔，神态安详。发式、衣饰雕刻精美，背后镌有“玉璇”款，为清代雕刻名家杨玉璇的代表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尚均”款田黄石雕“契此”像，宽12.3cm，高5.5cm。
　　“契此”像，身著袈裟，袒胸，斜倚于布袋旁。像背镌隶书“尚均”二字。像用田黄石，雕刻技法娴熟，人物神态刻划准确，属清代品位较高的工艺佳作。

莎木

弥姐训造铜鎏金观世音像，高17.5cm
　　像通体鎏金，阴线錾刻火焰纹，桃形头光，著长裙，手持杨柳枝与净瓶，立于覆莲圆座上，圆座下为方形四足座。座上镌铭：“武德六年四月八日正信佛弟子弥姐训为亡子炽造观世音菩萨一区及为合家大小普同愿造。”
　　理解此像的关键有两点：第一，观世音菩萨为男性形象。此像与敦煌莫高窟隋代观世音像具有一致性，它表明此时观世音尚保持着印度原有的宗教内涵，并没有完全中国化和世俗化。第二，纪年铭文的重要性。魏晋至隋，在金铜佛像上铸造发愿文标明纪年屡见不鲜，皆为惯例。入唐以后，有发愿文者顿减，具纪年发愿文者更少，具武德铭者尤为罕见。此造像不仅为我们研究唐初金铜佛提供了时代标准，也为我们研究当时的造像习俗提供了资料。

铜鎏金千手千眼观音像，五代，高38cm，宽30cm
    观音头戴双层宝冠，宝缯在耳后扎花结下垂，长方形脸，额开天目，细眉，双睛微闭，嘴角略呈笑意，大耳下垂，饰耳珰。颈有3道弦纹，胸饰璎珞，上身披帛，下著大裙，正中两手合十，左右各有手臂20只，手心有眼，手中分别持念珠、宝瓶、盾牌、莲蕾、宝镜、法螺、*****、弓、杵、碗、禅定佛、日、月、印（印文为大吉）、杨柳枝、羂索、箭、环、骷髅、摩尼宝珠、宝塔、经箧、经卷等法器。倚坐，台座已失。
    千手千眼观音为六观音之一，其形象至迟于唐朝已经出现。现今发现最早的此类造像可能是河南洛阳龙门东山擂鼓台北洞的八臂和四臂观音，其上方小龛有武周大足元年和长安元年（701年）题铭。千手千眼观音在四川安岳卧佛院、安岳圆觉洞、安岳千佛寨及重庆大足石刻等唐、五代、两宋时期佛教造像中为常见的题材。较为流行的样式有两种：一是刻出千手千臂，每只手中刻绘一只眼睛；一是正中两手合十，另外左右各有手20只，每只代表25手，合数为千。千手千眼观音因眼多手多而被佛教徒们认为更易体察民情，具有大慈大悲心肠，故深受人们的喜爱。


多宝塔善业泥，高11.2cm，宽9.7cm
　　造像方形，正面中间为佛塔，塔分三层，底层释迦、多宝并坐，上两层各一坐佛。塔左右有佛、菩萨等，背后印铭为：“大堂国永徽年五月至相寺比丘法律为师僧父母造多宝佛一部供奉及法界众生铭记。”“堂”字当为“唐”的同音假借俗写字。
　　唐代佛像呈多样化趋势，“善业泥”是其一种。并有多宝塔、佛说法等题材。这类造像无需花费大量资财，却一样能达到佛家所宣称的敬佛供养的“善业”，自然深受时人、特别是一般平民百姓的欢迎，于是制造善业泥，便成了善男信女们的自然选择。

张茂仁造阿弥陀佛像，隋开皇十一年（591年），石刻造像，高30cm，宽14.5cm，基座长14.5cm，宽8.2cm、高5.5cm
    此像舟型背光，正面为一佛二弟子跣足立于基座上。阿弥陀两颊丰满圆润，双目向下俯视，神态庄严，手施无畏印和与愿印。袒右肩，半披式袈裟，衣纹自然流畅，极富质感。两弟子双手合十，神态恭谨。
    雕像基座为长方形，上刻 “开皇十一年二月八日，佛弟子张茂仁为亡父母敬造白玉弥陀像一区，七世先亡，现存眷属，一时作佛”。

张惠观造释迦、多宝像，唐显庆二年（657年），高39cm
    释迦、多宝并排而坐，衣饰、坐姿、形态相同。头为螺髻，面庞圆润，眉目清秀，大耳下垂，双手一施无畏印，一下垂扶膝。身著袈裟，结跏趺坐于长方形须弥座上。须弥座底部较高，中间束腰狭窄，上部为仰莲，下部为双瓣覆莲，四角有小柱，后面与背光连为一体。背光后面刻发愿文：“显庆二年六月八日，比丘尼张惠观奉为皇帝及师僧父母，法界含灵，敬造多宝、释迦像二躯，虔心供养。比丘尼孙皆念供养。观门徒惠藏、惠常等供养。”
    此造像出土于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

刘三娘等造白石双阿弥陀坐像，残高36cm
　　刘三娘等造白石双阿弥陀坐像，佛头已失，阿弥陀内穿僧祗支，胸系带，外著袈裟，结跏趺坐，双手一上扬，一下垂扶膝，身躯结实，丰润饱满，线刻衣饰被圆雕所取代。长方形须弥座，束腰部分为两个六棱柱，柱正面中心各雕刻一朵莲花，四角及中部共有6个力士扛托像座。座上为仰莲，下部素面。前面刻发愿文为“开元十年正月廿三日，刘三娘、妹五娘、嫂郭，为亡过父母、七代先亡，敬造玉石双身弥陁象一区，合家供养佛时。”
　　河北曲阳1953－54年所出唐朝纪年造像共10件，目前所知有7件发愿文是凿刻在像座正面的，这是因为唐以前造像基座以长方形（方形）为主，正面造像多刻绘护法力士、狮子、化生童子托举博山炉等，发愿文自然要退到两侧及背面。唐朝造像，束腰须弥座成为主流，须弥座本身形状，使得其失去了雕刻护法题材的空间，将发愿文移至正面，成为当时工匠的自然选择。  

邸延果造白石佛像，唐天宝五年（746年），残高31cm
    此件造像出土于河北曲阳。佛像内穿僧祗支，胸部系带，外穿双领下垂式袒胸袈裟。头部残缺，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扶膝，结跏趺坐于六角面圆柱形束腰座上，袈裟衣摆下垂。佛像身体及衣纹采用圆雕手法，真实自然。长方形底座正面与左侧刻发愿文云：“天宝五载十一月八日，邸延果、弟□□、弟广朝、丁氏女六娘、□卢氏女二娘，为亡过父、见存母，敬造玉石像一铺，合家供养。”
    发愿文中的“载”即“年”。自唐天宝三年（744年）起至至德二年（757年），唐朝颁诏明令，称载不称年，此当依令而行的结果。
    与北齐的造像相比，河北曲阳唐朝白石造像 形体更加丰满圆润，特别是开元、天宝间的作品，如佛、菩萨、力士等更注重肌体的表现，使此一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唐三彩骑驼陶俑，约盛唐开元年间（713年--741年），高74cm、宽54cm
    骑驼俑头戴唐人高踣圆头巾子幞头，深目高鼻，络腮胡。身服折襟窄袖、开骻过膝的胡服，下着袴，脚蹬高靴。骑双峰驼，手扶前肉峰，肩负一猴，抬头张望。骆驼昂首引颈，作嘶鸣状，四腿肌肉起伏，似有弹性，四足前后错落，作欲起步状。俑深目多须，为西域康国人形象。康国人善商贾，唐代强盛，于西域（新疆）各地置都护府，使汉代开拓的自长安京都经河西走廊、直至中亚各国到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骑驼陶俑塑造了盛唐时西域康国人东来中夏的情景，表现了他们在我国经商之暇，戏猴、骑驼漫游情趣。
    三彩釉配色自然，清丽匀净，俑和骆驼分别以深、浅的赭黄色为主色调，俑的折襟、衬衣和骆驼的头、颈及四腿的绒毛施以浅黄色釉，色彩对比鲜明而不强烈。双峰肉鞍披垫以绿、赭、黄三彩釉色，清丽而不浮华。釉色焙烧匀净无瑕疵，显示了我国唐三彩技艺之精湛。三彩骑驼陶俑的塑造艺术和三彩釉的烧制技术都达到了极其娴熟的高度，属国家珍贵文物。   河南洛阳出土。  

陶女舞俑，高21cm
    唐代舞蹈与音乐结合紧密，特别是从中亚、西亚及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乐舞，深受人们的欢迎，成为时尚。不仅在节日庆典上有歌舞表演，富贵之家外出郊游也要带上伎乐。乐舞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
    此女舞俑上穿翻领半袖衫，下著长裙，束腰，头微侧。两臂一上举，一下垂，双腿一侧伸，一屈曲，腰肢轻扭，翩翩起舞。从服饰与舞姿看，属于传统汉族舞蹈范畴内的“软舞”。
    与女舞俑相伴而出的还有乐俑5件。其中立者3件，分持琵琶、排箫、笙；坐者2件，分持钹、腰鼓。身份仿史籍中所称的立部伎与坐部伎。立部伎与坐部伎同时出现，在唐代考古中尚属罕见，它表明此组乐舞俑具有很高的等级。同时也说明，在高水平的乐舞表演中，软舞仍占有相应的位置。从雕塑技法与风格分析，它与洛阳孟津岑氏墓俑接近，出土地点应在洛阳邙山一带。


白陶卧羊，唐，高8cm，体长15.4cm
    卧羊头大，颈粗，眼圆睁，双角在头两侧卷曲，角上雕出较细密的线状年轮纹，颈部雕有较密集的点线状纹饰。羊身体各部位骨肌清晰，四肢匍匐呈卧姿。作品巧妙地采用局部点线纹饰来表现整体浓密的羊毛，颇具立体效果。
    继汉代之后，厚葬之风在唐代再度兴起。这一时期的随葬品陶羊较以前体态更为饱满健壮，肌肉感较强，造型亦较准确，整个作品趋向于写实。

三彩骑马狩猎俑，高43cm
　　三彩马以褐色为主基调，足直立，微微前倾。骑马者尖鼻深目，颧骨突出，两鬓长髯，唇留八字须。其头罩黑色幞头，身著绿色翻领窄袖袍，足登乌皮靴，双手作持缰之态，双目凝视前方，似在寻找猎物，马鞍背后蹲坐一犬。
　　唐朝统治者有北方少数民族血统，性喜狩猎，并以善猎为荣。狩猎不仅是其生活习俗的客观反映，也从一个侧面映衬出唐人自强、自信之心态。

黄釉画彩弹竖箜篌伎乐女陶俑，高15.5cm
　　伎乐女陶俑泥质白瓦胎，通体施黄釉，釉上画彩。女佣面部五官端正，墨画眉眼，高颧骨，唇点朱红，神态自然，头梳墨色高髻，肩披红色披帛，顺体下垂至地，身着窄袖高腰长衣裙，裙摆曳地。伎乐女俑跪坐姿，双手抱竖箜篌，作演奏状。竖箜篌造型完整，是研究古代乐器的有形资料。此乐器系从西域传入中原，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曾出土一件完整的木制竖箜篌。这件陶俑真实地再现了初唐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


黄釉吹排箫女陶俑，高10.8cm
　　女俑通体施黄釉，泥质白胎。其头梳高髻，两肩袴披帛，下着裥裙，半跪半坐，探颈扬首，胸部微含，神情专注，双手捧排箫作吹奏状。这件女俑与常见的作规矩表演的伎乐俑不同，制作者刻意表现出女俑轻松随意的姿态，不似表演，如若自娱。唐朝妇女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繁荣的经济为多姿多彩的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这件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妇女生活，颇具时代特色。

红陶女立俑，高44cm
　　女俑头梳抛家髻，面涂红粉，蚕眉细目，小口施朱，五官相对集中于面庞中央，略显紧凑，身著长裙，双手笼袖于胸前，大腹便便，似在缓步行走。
　　唐中期以后，特别是开元、天宝年间，社会上逐渐形成以肥胖为美的时尚，杨贵妃受宠于李隆基，更将此一风尚推向极端，此女立俑便是盛唐时期审美倾向的典型反映。

三彩女坐俑，高51cm
　　女俑头戴鸟状冠，五官清秀，眉、眼墨绘。上穿半臂短襦，内衬窄袖衫，下著长裙，足登云履。端坐于筌蹄上，手中持一小鸟。类似形象在西安王家坟村90号唐墓、西安西郊及洛阳等地均有出土。如王家坟村90号唐墓出土的三彩女坐俑衣裙与此像如出一辙，均为柿蒂纹，裙褶破数也相同，颜色以绿为主。唐代诗人皮日休“上仙初著翠霞裙”之诗句，所指应即此类长裙。持鸟的图像在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及西安南里王村韦泂墓的石刻线画中均有表现，前者立在贵夫人手背上，后者则由侍女所持，这些鸟都是供主人娱乐用的。由唐代壁画、线刻、陶俑等资料分析，这类陶俑身份特殊，应是墓室中的女主人，人物衣著、形象也有可能是按真容塑造的。


大食人俑，唐，高28cm
    俑头戴尖顶折沿帽，长脸，深目高鼻，满鬓胡须，其形象与《新唐书》卷二三八中记载的大食“男子鼻高，黑而髯”相吻合。俑身穿右衽衣，腰中系带，足登长筒靴，肩背行囊，手执水壶，身体前倾，作行进状。
    大食是唐朝人对阿拉伯人的专称。唐高宗时，大食人打败波斯帝国，占领了伊朗高原，并于永徽二年（651年）向唐遣使朝贡。之后，两国通过丝绸之路交往日益频繁。许多大食商人往来于陆路与海路，在做商品交易的同时也将伊斯兰教带入中国，并开始在中国的西安、广州、泉州等地定居。唐代墓葬中发现的大食人俑就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唐朝与大食之间的冲突也时有发生。天宝十年（751年），唐朝将领高仙芝在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与大食将领吉雅德·本·萨利赫相战。此次战役由于唐朝的败绩而使大食兵掠走了大量中国俘虏，其中包括不少织匠、金银匠、画匠等，包括造纸术在内的多种中国工艺技术因而西传，对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个作长途跋涉状的大食人俑是我们见证唐代丝绸之路上漫漫商队的一个缩影，形象而生动。  

昆仑奴俑，唐，高24.5cm
    俑身材短小，头部扭向一侧，皮肤黝黑，发卷曲，穿窄袖右衽衣，腰系丝绳，双足外撇，为唐人所称的昆仑奴形象。
    “昆仑”一词，在中国古代除指昆仑山外还指黑色的东西。唐人沿用此义将黑色皮肤的人统称为昆仑人。《旧唐书·南蛮传》曰：“在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昆仑’。”这些黑人大多来自于南洋诸岛和非洲地区，所以昆仑是一个泛称，非专指某一地区或国家。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记载：“西南海上有昆仑层期国，连接大海岛，……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发，诱以食而擒之，动以千万，卖为蕃奴。”这些人大多数是被贩运到唐朝的，至中土后，或精习乐舞，供人娱乐，或为奴仆，供主人役使，所以时人称其为昆仑奴。
    目前考古发现的昆仑奴俑多赤裸上身，下著羊皮短裤。此件陶俑却身穿长袍，腰中系带，显然是接受了唐人的生活习惯。  

画彩女射俑，唐，高28cm
    女俑发髻梳成“丫”形，身穿翻领窄袖衣，腰系带，下著靴。头偏向左，双手作持弓射猎状。此俑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唐朝社会风气开放，许多以前只有男子才能从事的活动女子也纷纷参与，射猎便是其中之一。杜甫的《哀江头》：“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齿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王建的《宫词》：“射生宫女宿红妆，把得新弓各自张。临上马时齐赐酒，男儿跪拜谢君王。”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不仅宫中女子能射猎，民间女子也有不少能骑善射者，李昌夔之妻独孤氏就有一支两千人的女军，穿清一色猎服，专门从事打猎活动。  

陶戏弄俑，唐，高27.3cm
    俑头戴幞头，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腰系带，足穿靴。双手相交于胸前，作表演状。从形象上分析，应是参军戏俑。
    “戏弄”是唐代对戏剧的一种称呼。它是通过音乐、舞蹈、演唱、对白等手段表达人物感情的一种艺术形式。唐戏弄源自汉、魏以降的歌舞百戏与说唱，主要包括参军戏、踏摇娘、兰陵王、钵头等数种。唐戏弄是唐朝文化娱乐生活的组成部分，尤值一提的是，它为两宋戏剧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黑陶善业佛，高17cm
    底方形，上圆。佛像高肉髻，一手施与愿印，一手施禅定印，袒右肩，有背光及头光。左右各有一胁侍菩萨，顶部为华盖，华盖左右及上部为七佛，佛坐于莲花座上。造像以莲茎缠绕，构图均衡，富于美感。善业佛背面界栏内印有“大唐善业泥，压得真如妙色身”12字，竖3列，列4字。字体带有初唐楷书特征，应为贞观至永徽年间所造。
    故宫博物院所藏此类善业佛（善业泥）共7件，皆用模子压印而成。用泥印制佛像在唐朝较为盛行，不仅小的寺院如此，著名的寺院也如此。这种制作方法简单易行，又不需耗费很多资材。这些佛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初佛教造像的兴盛。  

多宝塔善业佛，高12cm，宽10.2cm
    善业佛（善业泥）的中部为佛塔，塔分三级，上两层各坐一佛，底层释迦、多宝并坐。画面有十佛、二菩萨、二托塔力士，构图饱满，左右对称。底部印有“口口口口起奉为太宗皇帝师僧父母十方主至相寺口津师造多口口塔口万口千口”。
    此像虽无明确的时间记载，但从与之同模且有永徽元年铭的善业佛可知，其制造时间为永徽初年。永徽初年是唐高宗即位后使用的第一个年号，铭文中提到的“为太宗皇帝”等内容，表明造像是为唐太宗祈福的。为李世民造像祈福并非此一孤例。在李世民9岁患病时，身为刺史的李渊便曾造石碑像一铺。李世民死后，其13子、行青州刺史赵王福及第21女南平长公主都在济南神通寺千佛崖刻石造像，“为太宗文皇帝”祈愿冥福。至相寺不在长安城内，也非著名寺院，其为太宗皇帝祈福，显然带有民间性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初唐的佛教信仰及社会风俗。  

侏儒俑，唐，高18.5cm
    此俑为胡人形象，头戴圆盆形帽，身穿窄袖翻领束带齐膝长衣，袒胸露腹，说明身处炎热的夏季。其一手下垂，一手握拳，手中所持之物已失。从形象上看此俑应为一侏儒。唐朝的侏儒一般由地方进贡朝廷，如道州居民身材短矮，每年都要向朝廷上贡，号为“矮奴”。有些则是国外进贡给唐朝的。从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看，这些充斥宫廷和世族贵胄之家的侏儒，或作滑稽表演，供主人取笑娱乐，或服侍主人，干一些杂役，或专门充当肉几，让主人坐于其身。1949年以后，在陕西、河南等地的唐朝高官贵戚墓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侏儒俑，众多侏儒俑的出土，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  

优伶俑，高44.5cm
　　俑头戴幞头，身著圆领袍，中束带，袍左右开衩，双手缩于袖中，抬足扭腰，作表演状。其身份应是宫廷中提供娱乐服务的优伶。南唐位居江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其兼袭盛唐遗韵，广罗艺文英才，故歌舞称誉当时，优伶充斥宫中。此优伶俑便是当时宫廷生活的真实写照。该俑制作于南唐升元七年（943年），1950年出土于江苏江宁祖堂山李昪钦陵。


三彩骆驼，唐，高87cm
    此为双峰驼，两峰之间的驮囊上搭挂丝绸、水壶等物。
    驮囊上所饰脸谱图案，过去通常称作虎面纹。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四云：“突厥事祆神，无寺庙，刻氈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苏涂之。”姜伯勤先生认为“盛于皮袋”当与驮囊上的图案有关，故此图案不应称作虎面纹而应当称为火祆神。
    由长安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交通纽带，具有“沙漠之舟”美誉的骆驼既是往来商客的坐骑，又是商品物资的运载工具。三彩骆驼引颈张口，四肢作行走状，生动地再现了丝绸之路上驼队不畏艰险、长途跋涉的真实景况。此骆驼形体高大，神情刻画准确，釉色明亮，堪称唐代大型动物雕塑的佳品。
    这件三彩骆驼由郑振铎先生捐赠故宫博物院。当年，郑先生对它爱不释手，然而卖家12两黄金的要价令只有10两黄金的郑先生只能欠债购买。1952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由国家代还欠债，才使得这件国宝真正回到人民的手中。


白陶黄釉画彩弹琵琶骑马女俑，隋，高31.5cm
    女俑盘发，外束巾，并在头前部系结，上穿窄袖衫，施红彩，下着高腰长裙，裙腰系带飘于胸前。跨坐于马背，双手持曲颈琵琶作弹奏状。马施黄釉，身佩桥形鞍，下铺障泥，马腿粗壮，直立于底板之上。马头向下，眼圆睁，神态似欲奋力前行。此俑当属墓中随葬仪仗俑中的伎乐俑之一。
    此俑为郑振铎先生捐赠故宫博物院之物，女俑手中所持琵琶原曾脱落，修复时被粘反，幸被袁荃猷老师发现，并找来《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进行对照，使之得以复原。然“郑振铎捐献陶俑特展”开展前数月，袁老师忽然仙逝，未及见到此俑修正后的形象，令人深感遗憾，谨此向袁荃猷老师表达深深的敬意。  

三彩马，唐，高72cm
    马四足直立，头戴笼套，马鬃短齐，颈后部有一长绺，扎尾上翘。头、胸前、臀部后革带上悬挂饰物，饰物外为圆形绿叶，内有一似青蛙的动物。四蹄下底板印刻鸳鸯图案。马全身白色，鞍鞯及饰物施绿、褐色釉。
    与汉朝相同，唐朝在夺取政权后因要抗击北部各少数民族的侵扰，特别注意对马的驯养。此外，唐朝还训练了一批舞马，专供人们休闲娱乐。所以唐朝艺术品中表现马的题材比比皆是。这件唐三彩马昂首挺立，英气勃发，大有奔腾万里之势。其英武之姿正是盛唐昂扬向上之精神的具体体现。

铜鎏金佛坐像，高23.8cm
　　佛像半圆形肉髻，螺发间和髻顶镶有宝珠，髻顶宝珠已残。佛双眉之间有白毫一丝，长眉细目，鼻梁高直，嘴角内收，面含微笑，身著袒右式袈裟，袈裟一角绕左肩垂下，衣纹细密贴体，质感轻薄。佛胸肌饱满厚实，右腕佩手镯，双手结弥陀上品上生印，右足压于左股上，呈吉祥半跏坐姿。
　　此像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大理国盛明二年”款大日如来鎏金铜佛像的面貌、体形与服饰相比，其造型风格完全一致。这件铜鎏金佛坐像古朴端庄，金色保存良好，造型准确，亦应是一件十二世纪中叶相当南宋绍兴年间大理国所造作品，是存世不多的难得的艺术佳品。


李稀造百佛铜牌，金皇统八年（1148年），高16.5cm，宽9.5cm，钮高1.5cm
    牌正面铸铜佛100尊，行列各10。背面以回纹为装饰纹样，四角各一小狮，中间为长方形钮，两侧有虎头，内边缘处铸阳文两列，右为“河东南路都僧录特授赐紫文妙大师□善广施”，左为“皇统戊辰岁次十一月日记平阳府李稀造”，钮与两列文字间有“唵叱林”、“唵啮林”、“唵部林”等字。故宫博物院共藏有3件李稀造百佛铜牌，其中两件相同，即上文所描述者。还有1件，铜牌背面上部铸刻“唵叱林”、“唵啮林”、“唵部林”，下部铸刻“河东路”、“平阳府”、“李稀造”等文字。河东南路为金代十九路之一，下辖二府、六十八县、二十九镇，平阳府即为其一。平阳府属县包括临汾、襄陵、洪洞、赵城、霍邑、汾西、岳阳、浮山、和川、冀氏，相当于今山西南部一带。
    至迟在清嘉庆时期李稀造百佛铜牌即已为当时的金石学家及收藏者所注意。张叔未《清仪阁题跋》及罗振玉《金泥石屑》均有著录，名称不一，有的称“万佛牌”，有的称“千佛牌”。因其正面佛像行列各10，实数为百佛，故我们从其“百佛铜牌”之称。  

木雕罗汉坐像，北宋庆历七年（1047年）,像高54.5cm
    罗汉髡首，高额圆脸，著右衽僧衣，内服长裙（下摆露出裙褶）。跣足，右足翘搭于左腿，左手扶住右足，右手支撑于座后。身首向右侧，坐于须弥山座。双目凝视，若有所思。此像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是宋代佛教造像汉化的典型作品。罗汉像用整块木材雕造，座前留出一方平面，上刻“连州弟子吴世质，为男盘会保平安，丁亥。”铭文。“丁亥”为北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连州”即今广东省连县。该件罗汉像，是连州人吴世质为其子保平安供养所雕。像身涂紫红色（已多处剥落），口涂朱彩，衣下裙褶彩色剥落露出白色，座涂土红色。
    此罗汉像于1963年10月发现于广州韶关曲江南华寺大雄宝殿大佛脏内。1964年由广州文化局拔交故宫博物院。同时发现的木雕罗汉像有“韶州南华禅院罗汉阁永充供养”和“八娘舍钱造南华寺五百罗汉一尊”。可知，木雕罗汉坐像原系南华寺罗汉阁五百罗汉像之一。罗汉阁明时称“罗汉楼”。据记载，清光绪前因遭火灾，部分罗汉像有毁损，后经补雕和修整上彩，民国时屡有人企图盗窃。虚云大和尚主持曹溪南华寺后，于1936年重建大雄宝殿，塑造三尊高十五米金身大佛，将遭火劫余和补雕的木罗汉像，除功德堂和海参会塔供奉的十九尊外，余都藏入大佛脏内，使五百木雕罗汉像保存至今。其中三百六十尊北宋罗汉像，七十多尊有北宋庆历和大宋等年款。可证，南华寺宋代罗汉像比现存山东长清灵岩寺被誉为“天下第一塑”，造成于北宋治平年间的彩塑罗汉像早二十多年。


彩绘木雕观音像，高127.5cm
　　像全身彩绘，由数块木头插合组成。观音头戴高冠，冠上有一化佛，系宝缯，宝缯及发绺下垂，银嵌白毫已失。细眉，秀目，面颊丰满，唇摹绘胡须，上身袒露著帔帛，下著长裙，胸饰璎珞，臂有宝钏，衣饰塑造轻盈流动，富有韵律感。半跏趺坐，身体略前倾。
　　观音菩萨自印度传入中土，经过与华夏文化的长期融合，唐宋以降，对观音的崇拜持续不衰，观音菩萨成为最受中国善男信女欢迎的神祗之一，因之铜、石、木、泥、瓷各种质地的观音像层出不穷，类似此像的北宋大型木雕观音在美、德、日诸国都有收藏。它们大多数原置放在寺院大雄宝殿主尊背屏的后面，为当时流行样式之一。此观音像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堪称北宋木雕中的上乘佳作。


张凑等造圣僧石像，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高92.5cm
    圣僧头戴僧帽，僧帽自耳部向后收，披于肩、背。僧面庞稍长，细眉秀目，直鼻，口微合，着袈裟，结跏趺坐，手施禅定印。石座前刻发愿文：“唐县东闾乡南赤村张凑、妻赵氏合家一十五口，共发愿造石圣僧一尊，永为供养。时元符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建。谨记。”
    从此圣僧形象上判断应是僧伽像。唐宋以降，佛教信仰进一步世俗化，不仅原有的神祗神格发生了变化，为了现世的需要，一些世俗僧人，如济公、僧伽、志公、万回、布袋和尚等都被神圣化，成为一般信众崇拜的偶象。在上海兴教寺、浙江温州白象塔、浙江瑞安仙岩寺塔、浙江宁波天封塔、江苏苏州瑞光寺塔及河南等地的一些寺院佛塔中均有僧伽造像。这些造像都是两宋时期的作品，质地为木、砖、铜、石等，多数造像的形体较小，是集体修造供养的。此尊为一个家庭发愿供养的，且形体高大，目前尚未发现相同者，它是北宋民间宗教信仰的重要文化遗存。  

郭巨埋儿砖雕，北宋，长19.1cm，宽25.5cm，厚3cm
    画像砖长方形，砖面内凹凿成壸门状，壸门内浮雕人物故事。正上刻有“郭巨”2字。左侧男子头罩巾，着窄袖袍衣，腰中系带，足穿芒鞋。他手持铁锹作挖土状。右侧女子怀抱小孩，女子面庞清秀，神色平静，仿佛视埋儿为平常事，但小孩却紧紧抱住母亲，神色紧张，似乎意识到危险的临近。画面中央偏下一釜黄金闪闪发光。从画面及题记可知，此画像砖刻的是孝子郭巨埋儿的故事。
    郭巨，汉朝人，家贫，每次供给母亲饭食的时候，其母必分给孙子吃。郭巨便对妻子说，自己的儿子分吃了母亲的食物，因为家里穷而使母亲吃不饱，这样是不行的。儿子可以再生，母亲却只有一个，不能让母亲饿着。所以决定把儿子埋了，其妻也认为理所应当，然而当他掘地三尺后却发现黄金一釜，釜上丹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夺，人不得取”。
    郭巨埋儿图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所藏北魏孝子石棺上便有线刻的郭巨形象；河南博物院所藏邓州出土的南朝彩绘画像砖中也有此一场景，并有“郭巨”、“妻子”、“金喜釜”等字。此题材在北宋时被列入二十四孝之一，成为当时之流行的故事。
    这个结局完满的孝道故事，历代歌颂者众多，在二十四孝中牢牢占据一席之地并流传至今。但其很难赢得今人的同情与赞赏。鲁迅在读了《二十四孝图》之后，不无讽刺地说道，不仅他自己打消了当孝子的念头，而且也害怕父亲当孝子，特别是家境日衰、祖母又健在的情况下，若父亲真的当了孝子，那么该埋的就是他了。

曾参砖雕，北宋，长19.4cm，宽26.5cm，厚3cm
    画像砖长方形，内凹雕成壸门状。正中上方刻“曾参”2字。画面浅浮雕左侧柴门前立一老妇，上穿短袄，下着裙，手持长杖，身体微曲向前，为曾参的母亲。右侧的曾参刚放下肩上的柴担，腿微屈，双手握拳，面向母亲，似在询问事情的原由。
    传说曾参每外出，其母若有事，便会自咬手指，曾参即会感到心痛。此砖雕表现的是曾母咬指，曾参匆匆赶回，母子二人在门口相见的场景。
    平心而论，曾母咬指之事，说其夸张并不为过，即使全为事实，也不足以打动孝子之心。曾参能跨进孝行行列，不仅在于其行，更在于其言。《韩诗外传》载其事迹云：“初吾为吏，禄不过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为多也，乐其逮亲也。既没之后，吾尝南游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转毂百乘，然犹北向而泣涕者，非为贱也，悲不逮吾亲。故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意思是说“当我官轻禄薄的时候，我却很高兴，并不是我觉得钱多，而是因为父母都健在。当父母去世后，我去南方做了高官，尽管得到厚禄，却依然不时地向着北方哭泣，哭的是父母都不在了啊！所以家里若贫穷双亲年老，就不要选择做官了（因为做官是要远离父母去外地的）。”“子欲养而亲不待”一语便出自曾参之口，他规劝天下儿女不要等父母去世后才想到要孝顺他们，不要因为想孝顺的时候父母却已不在而追悔莫及。他还将孝道分为尊亲（让双亲地位尊崇）、弗辱（使双亲不受屈辱）、能养（使双亲温饱无忧）三个等级，并谦虚地说自己仅仅能养，不敢说孝。亲身去做，又讲出道理，曾参可谓孝矣。